闲来搜寻一下故乡早期的西学前辈写点文字，也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不过还是找到了齐如山、张若名、田德望和许君远，有人就说还有冯至啊，你有这么著名的同乡前辈，他可是保定的骄傲啊。我就跟他们解释一番，说明冯至先生是“直隶涿州人”但不是保定人的道理，虽然涿州现在是在保定区域内。考察一下冯先生的故乡，就是对京津冀这一片区划的历史回顾，不断的分分合合，看上去委实有趣，也更加说明了京津冀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

简言之，涿州在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保定，但在冯先生生长和离开故乡后的很多年代里，涿州属于顺天府，也就是北京。京津冀这一大片区域在几十年里东拆西划，经常是邻村突然就成了“外地”，令人眼花缭乱，摸不着头绪。某地划归不同的省市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会明显不同，区域间的贫富差别也随之拉大。于是一个甲子之后，又开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看看冯先生的故乡在区划中的演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冯家是天津盐商，祖上是否天津人待考，八国联军侵华后逃难到了涿州，冯至就在涿州出生，在那里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四中，后又考入北大，成为著名的诗人，随后在国内几个地方教书，再负笈德国，成为大学者，回国后成为著名教授，直至新中国成立成为第一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一路下来，可谓风光无限，在自己成名成家的过程中，他的故乡涿州却经历了地域重组，已经从顺天府（北京）的涿州演变成了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涿县。我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听冯先生讲座，从他的口音里根本听不出是哪里人，回来查阅当时的《中国翻译家词典》，上面记载是河北涿县人，还觉得奇怪，从来没有听人提起冯先生的河北背景，更没有人说冯老是保定的骄傲这样的话。原来他是直隶顺天府人，但这个顺天府早就不存在了。

   当年的直隶顺天府掌管的是京畿治安和行政事务，从乾隆八年开始辖五州十九县，北起延庆，南至大城，东临渤海，山水壮美，地域辽阔，是直隶最为富庶之地。顺天府大堂就在京城，保留至今。那时顺天府尹的职位显赫，“品级为正三品，高出一般的知府二至三级，由尚书、侍郎级大臣兼管。正三品衙门用铜印，惟顺天府用银印，位同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顺天府所领二十四县虽然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府尹和总督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北京城垣之外的地区由直隶总督衙门和顺天府衙门双重领导，大的举措要会衙办理。北京城垣之内，直隶总督无权过问”。用现在的话说，顺天府尹就是北京市长。但北京城垣之外的事务又置于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的双重管辖之下，可见那时的京城与直隶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较“一体化”的。有趣的是当时的顺天府下辖一个保定县，是当时全国最小的一个县，现在是河北文安县的一个镇。那个保定县在北京正南位置上。

这个顺天府的大片地区是真正的“京畿“，成了拱卫京师的缓冲地带，雍正曾为顺天府御书训辞:“畿甸首善之区，必政肃风清，乃可使四方观化。非刚正廉明者，曷可胜任”。随着民国的开启，顺天府撤销，改为“京兆特别行政区”也叫“京兆地方”，直隶于北洋政府，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成为首都后，直隶改称河北，京兆地方又撤销，后经过“中共抗日政权、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并立，相互交错，变化频繁”的历史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地方又经过了频繁的地区划归，才各自有了新的归属，分属北京、天津和保定。

冯至先生的家乡涿州经历“房涞涿”县和“涿良宛”县的重组和拆分，最终以涿县的名称划归河北保定，后又成为县级市涿州市。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语境里，如果说冯先生是河北保定的涿县人确实比较牵强，还是定位为“直隶涿州人”更符合实际。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很多民国的文化老人简历里不说自己是“河北某地”人而说是“直隶某地”人了，他们是历史的人，与现在无关。（本文发在今天的深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