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30年前我刚工作当责任编辑生产的第一本书《复仇号决战》曾经被我弃之如敝屣，仅仅当成一件任务完成了就抛掷脑后，都没有放进我的存书中保留，甚至根本忘了这书的书名。但30年后我又莫名其妙地在网上寻找到它，花5元钱+6元快递费将当年定价1.2元的它买了回来。这要感谢我最近在写的老译家张友松。我看了他的简历，发现他80年代在我的隔壁中少社出版了一本《阿拉斯加的挑战》的小书，就突然想起我当年编辑第一本书时因为字数太少，领导要我找几篇题材近似的外国小说充数，其中就有一篇阿拉斯加的什么。我怀疑我就是就近到少儿社拿了张友松的译文加进我的书里充数的。如果是真的，说明我还编过张友松的译文，有过交集。于是我就冥思苦索，当年我编辑的那本我看不上的“青少年的勇敢斗争故事”叫什么来着？只记得封面是条大船，插图都很一般，是个小册子，但有一篇确实叫阿拉斯加的什么。这大海里捞针的事确实荒唐。但我还是上了孔网，输入了关键词“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令我惊讶的是，我这本书的封面马上就出现了，如同地球倒转一般！就是它，《复仇号决战》！下单，买到手，一天后书就到了。

     可惜那篇《阿拉斯加的风暴》不是张友松翻译的。但找到这书也很有意义，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本责编书籍，我就拿这个练了手，明白了出版的一切程序，感觉还是很温暖的。

       我上班后急于上手独自干点什么，不想跟在老编辑身后打杂。记得那时第一件事是跟老编辑去冯亦代先生家谈稿件，那时他和夫人正给青年社翻译两本通俗小说《年轻的心》和《青春的梦》，书名其实是编辑给起的，两本书都是与外国青年生活有关的小说，主要是夫人郑安娜找素材，老两口儿一起翻译。那时冯先生正忙着在报刊上写各类“书人书事”和“西窗漫笔”，名声大噪，但也抓空儿翻译点这类小儿科作品挣点小外快，真是挺忙的。那两本书由老编辑负责，我只帮着看看，主要是跑校对科和出版科处理些手续，然后是统计字数，开稿费单，搬样书，基本是体力活儿，最后是蹬自行车给冯家送样书。就是这个过程让我与冯老有了以后的很多交往。

      所以我想赶紧上手独立工作。领导就不知从什么地方搬出一个牛皮纸包，掸去上面的土，告诉我这里面是一批几年前的译稿，组稿人已经嫁人出国了，一直扔着，不出还得付退稿费，还是出了吧，可字数太少，厚度不够，你就按照这类故事的题材再找几篇，翻译出来凑一个集子出。我的天，原来出书有时也挺小儿科的，我都可以找几篇凑本书，而且如果我如果愿意也可以自己翻译，发作品可以这么容易啊。现在想想，那时的生活挺好的，上上班，改改错字，跑跑校对，自己就可以编书出书，不用考虑印数，大把的业余时间自己翻译写作，确实挺风雅。

      拿起那十几篇手工翻译的稿子，故事都是青少年的冒险内容，也不错，但离我要做的劳伦斯文学要远隔千里，我就当成挣工资而已，改错，用毛笔蘸了红墨水抹掉错句，补上我改的句子，批上字号交差，就算出徒了，领导还表扬我小小年纪就能改那些老译者的错句子。这样的书开机也一万多册，很快就出版了。开稿费时发现作者地址不全，打电话找了一遍，竟然发现译者里面的“董亦波”的地址是董乐山收，似乎是儿子翻译，老子给修改的。译者里不乏大名人如王逢振，黄宏煦，他儿子当年本科时与我同级，在历史系，还要跟我换专业来外语系呢，但没换成，如果换成了，我们俩的命运就都得重写，但他底子好，当不成美国的历史教授也能当别的教授，而我没有底子，如果学了历史，最多也就当中学历史课教师了；还有大名鼎鼎的周珏良，他那篇福克纳的《熊》是我从什么书里找来凑字数的，当年在厦门的美国文学年会上巧遇他，向他要地址电话说给他稿费，老先生高兴地对赵萝蕤说：“你看，白捡，白捡！我请客。”，他一白捡就是小三百元，是我5个月的工资。那时我就想自己也要攒点作品，以后享受“白捡”的日子。只是时过境迁，现在时不时能“白捡”了，可一篇几千字的小说不过白捡几百块，仅仅是市民平均工资的十几分之一，白捡的快乐大大打折了。但用这钱买日常吃食如青菜水果面包点心还是挺管用的，湾仔牌速冻饺子二十元多一袋，能买十几袋呢。译者里还有著名的翻译家沈苏儒等。现在看这么通俗的小说集译者队列很是豪华，那时都是挣点外快而已。

    我买的这书是北京一七一中学图书馆卖废纸的，有大印和借阅卡小纸袋。估计这个中学已经被关停并转了吧，但书我收藏了，收藏的是岁月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