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或不是朋友送的书系列,编号39)

   因为《世界文学》杂志里庄兄安排馈赠杂志，每双月都能读到这本经典的杂志，只是发现里面的作者和译者我熟悉的越来越少，因此偶尔遇上个熟悉的便感到他乡遇故知。估计别的读者在这杂志里偶尔见到我的名字也觉得奇怪，似乎这人阔别多年又魅影重现了似的。说起来我跟这杂志特别熟，但多年来也只在上面发表过两篇小文章，直到去年才投去了一篇长的译文，还是头一次当它的译者呢。

   眼下这篇小文说的是，在今年第一期上居然又发现一个1980年代只有一次谋面的诗歌翻译者，叫余石屹，很是吃惊：这人居然一下子就占去了杂志的好几十页纸，说明这些年还一直从事这个行当，否则高兴副主编不会一下子给他发这么多页作品译文。看来应该惭愧的是我，说明我这些年不仅不练习写诗译诗，甚至远离诗歌了，毫无诗意了，很无趣了。

   记得余老师和李力老师应该都是飞白的学生，1980年代末在飞白主持的那个诗歌中心读了学位来北京某个学院工作，应该和我年纪相仿。恰好我那时在出版社邀飞白给我编辑的外国诗集写评论，他就把工作分给他的几个学生去做，我就这么认识了他的一些学生。某一天余老师和李力老师就来我办公室，送我一本两人翻译的名著《当代英美诗歌鉴赏指南》，四川人民版，定价2元多点。从他们的题签上看是1988年，正是我编辑的现代派诗集发稿校对的时候。

   从我的赠书堆里翻出了这本赠书，竟然发现我做了好几处折页，有些地方还用红蓝两色笔划了重点线，还改了一个错字，说明我当时认真读了。如，王尔德说：一代人的偶像往往会变成下一代人的木偶。约翰生说：写作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享受人生，或者说是更好地忍耐人生。所以这书没白给我，因为我读了，受了启迪。

  我就想，那个年代我真地爱过诗歌吗？说不清了，反正我写了好几十首，尤其在福建时写了一些，那个地方潮热，空气里弥漫着香气，容易让人动情写诗。或许根本我就没有诗意，仅仅是空气里的气味所致，激发了荷尔蒙的分泌，或干脆就是因为学了英国文学，就要附庸风雅。总之那个迷茫中写诗爱诗的阶段总算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想起来还是感觉到了暗香浮动，诗歌给人的感觉终归是美好。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一页纸从书中掉落出来，竟然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公用信笺，上面居然有我用钢笔胡乱翻译的德莱顿的诗歌《爱之永诀》，改得稀里哗啦，还沾了一块墨水，还有几道看来是给钢笔试水的蓝印子，看来是用我那个旧办公桌上的蘸水笔写的。这令我立即感伤难耐起来。那张桌子，是文学室一个受排挤的主任怅然离开后传给我的，特别宽大的旧木头桌，上面遍布划痕，我曾经希望那是文学室当年著名的大作家萧也牧用过的桌子，从五十年代一直传到我这里。那时我故作老成，总爱用蘸水钢笔写信写文章，那个美好的装逼时代啊，一去不复返了，可太值得回忆了，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蓝色钢笔水味，还有老主任抽的普通香烟味。在那个出版社，我就是这么装逼着，埋头于自己的这些文学情调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所以等人家都把房子分完了，才发现我榜上无名，才想起提着暖壶去砸领导的门，那个暖壶的作用相当于这两天波士顿恐怖分子搞爆炸的高压锅。

   德莱顿这首诗的最后几行被我用在我为拙译《恋爱中的女人》所写的序言里了：

“爱在吐出最后一丝喘息，

   忠诚跪在死榻一隅，

   纯真正双目紧闭……”

   这几行诗很让我觉得与《恋》的氛围相吻合，那是爱情奄奄一息时的意乱情迷，小说主人公们抑郁莫名。

   看来这诗是我在1988年某个时候翻译的，因为那时出版社排了清样让我写序言赶紧给他们。肯定是我正好草译了这首诗，启发了我的思路。那序言里还引用了张爱玲的几句话，是因为正好那时读了张爱玲的《传奇》。那篇序言直到今天我基本没改，只是在后面又加了些新的段落，还保持着1988年的那些旧段落，真好啊，我的青春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是在办公室里翻译了这首诗，顺便夹进了这本赠书里。后来再也没看过它们，时光荏苒四分之一个世纪，今天因为见到这个人的名字想起翻旧书，居然就翻到了这些古董，原来它们都随着我搬了五六次家，一直就伴着我在我的不同的书柜里，放在赠书格里，可我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没翻看过，直到这个玉兰绽放的春夜。我得感谢老庄送我《世界文学》，否则我的旧诗笺还不定什么时候才掉落出来呢，也许要再等四分之一个世纪，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