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偶尔浏览“中德文化网”，看里面《十话实说》又访谈了哪些与德国有关联的中国文化人，居然发现了23年前与我同车奔西德的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成了大名鼎鼎的话剧导演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副院长王晓鹰。他谈到那次德国之行对他后来的导演观念影响巨大。恰巧我那天下午路过当年居住过的广安门外大街，感叹旧貌变新颜时发现堂皇的国家话剧院居然在铁路边当年的棚户区里落户了。心里还说，文化下乡了，给这里带来了新气象。广外人民从此开始文明起来啦。还想到王晓鹰是这里的大导演，要来这里上班，我要进去看他他能认出我吗？结果晚上就在网上看到他了。我自然很高兴。就给他博客留了言，看他还搭理不搭理我这个无职无官的当年的伙伴。晓鹰还真是性情中人，很快就给我博客留言了。其实我们都在北京，就因为隔行如隔山，久未联络，加上他当了大官，我总不好打电话去乱联系，还怕人家说他怎么有这么个草根朋友，脸上无光。就没联系，过国话时也没进去找他。

1988年我坐上北京-莫斯科-柏林的国际列车去西德的慕尼黑第一次当访问学者，那时感觉很时髦，能坐东方快车穿越西伯利亚旅行，快哉！等上了车发现苗头不对，满车的中国倒爷和奔西德留学的人，行李把车厢塞得水泄不通，感觉那不是快乐的旅游，而是泥沙俱下的乱世大篷车了。附近包厢里只有一个瘦弱苍白的小青年和我一样没什么行李，像旅行者，其余的似乎都居心叵测。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他说他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我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我们都带着“中国青年”的头衔。但晓鹰那个时候确实没有那种大导演的艺术家范儿，人很安静，说他是个大学生似乎更合适。然后这一火车的中国青年就串了起来，6天里，东吃西喝，大聊特聊，高声歌唱，十分愉快。到莫斯科转车去德国，我们自然组成一个中国排，集体行动，从雅罗斯拉夫车站转到基辅车站，然后存上行李成群结队逛莫斯科。这时我是这些人里唯一会点俄文的人，自然就担当起“翻译”的重任，主要任务是推销我们从北京带去的白酒，满大街狂卖，然后用这钱在莫斯科吃饭，进了饭店我们就自己动手把很多小桌子合并成一大桌，围桌而坐，这种自力更生的举动似乎得到了苏联服务员的赞赏，高兴地为他们上菜。这整个过程中，晓鹰都很安静，他也没倒卖白酒。然后又上车。但车到布列斯特时，安静的晓鹰有个惊人之举，他要下车回莫斯科，竟然是要去莫斯科看话剧！我们似乎都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不会俄语，英语也不灵，怎么混？但他坚定地要走，我们就看着他走了，我们接着换车进西德。

我回北京后好几个月了，突然看到北京人艺外的大广告，正上演话剧《浴血美人》，导演正是王晓鹰。就赶去看。果然不同凡响，是那种十分现代的实验话剧。足见他是表面安静，内心狂野的艺术家。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只是偶尔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到他已然成大腕。

我就想起来，我当初写的《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居然里面缺了“某导演”这个人物的表演。看来他那时真的很安静，只想他的话剧。即使是那个惊人之举，也没惊倒我，因为太专业了。如果他那次干点什么大事或说点什么激昂的话，肯定会被收进我的作品中的。

后来《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结集出版了，我还写了个序言，现在重新敲一遍，贴出来，纪念一下当年，也是纪念当时力排众议帮助我发表作品的霍刚兄，他英年早去，已经走了10年了。没有他的关怀，我就不会在80年代末红红火火地写那么多纪实文学并出版专集。

青春岁月里的偶然

毕冰宾

本是一个纯洁的学生娃，毕业后仍然纯洁地扎在象牙塔中做着学术论文，翻译着文学名著，甚至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更为纯洁无比起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坐上北京-莫斯科-柏林的火车去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研修一个月。就在这趟横穿蒙古、西伯利亚和波兰的火车上，我结识了一批自费留学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中国学生、讲师、歌唱家等老老少少一群人，我们在那六天漫长的旅途中真正过上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日子，像一群孩子日日夜夜狂欢，像一群没有国籍的地球村民一样话题闪烁、肆无忌惮地东拉西扯，像一群浪人手提北京老白干儿、身着花花绿绿的牛仔装在莫斯科大街上边舞边走边唱，向肚皮开始紧缩的苏联人展示我们中国人在下水肥起来后的精神飞扬，最终像一群乞丐舍不得花袋中可怜的几个马克住旅馆而在寒风中扎柏林车站的电话亭、跑步取暖迎来柏林的黎明，一个个随之鸟兽散去，长亭短亭泪眼相送各自奔向自己的锁链之舞的沉重人生。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并不冷静，我被很感性地拖入了一场人生戏剧的表演，当然是客串，但六天的客串已经让我心肝俱颤，进入角色，假戏真做一回。我相信，那几天内，我与他们心心相印。那几天我们是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真空中，人人变得透明--或许因为人人都知道不会再相逢，客串这场戏，我们真正将自我与观众融为一体了。于是在慕尼黑的一个月中，每天夜深人静，只有我一个人独与孤灯相伴时，我便激动得不能自已，反反复复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闪回那六个难忘的日夜，连每个人说话的神态和口音都是那么清晰。于是，一股冲动之下我鬼使神差地落笔写下“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几个字，随后文字如落瀑而泻。

回国后我把这平生第一篇纪实文学交给了《追求》杂志的霍刚，他看后第二天就告诉我他看到最后几乎要落泪，表示一定争取给我发表。那是1988年5月。

从此我就成了客串记者，进入不少并不纯洁的领域采访，报刊界的朋友发现我这个象牙塔中的学究还会写点读者欢迎的活生生文字，就出题目让我去采写。我努力客串，以不让朋友失望。也因为霍刚的原因，约稿的多是包括《中国青年》在内的各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些文字得以结集出版，令我这半路记者感到成才的自豪。

个人得失并非我的终极关切，关键是他们没有看错人，这些文字发表后篇篇被转载，我是以业余身份但专业地采写这些东西的，不是做学问之余写来贴补生活的，我把这些看得与我的学问同样重要。

（《哥们儿姐妹而奔西德》在写作上奠定了我的小说《混在北京》的写作风格，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我是在这本纪实文学集的写作后期开始写《混在北京》的，应该说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里面有个人物是德文翻译，大谈马尔库塞和德国生活，应该与我的德国印象大有关系。后来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孽缘千里》有一章就以慕尼黑为背景。

那次的德国之行，还让我偶然遇上在同一楼居住地傅惟慈先生，回来后我写了他的素描，发表后又开拓了我的名家专访之路，多年后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为《文学第一线》。

那次德国之行后，我与国际青少年文学理事会关系密切，他们经常给我邮寄刊物，我就零散地翻译了一些国际儿童文学作家的散文随笔，后结集出版为《长满书的大书》，居然出了三版，成了我的专利。

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发端，1988年的德国之行，竟然衍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发端于此，但谁能说与此无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