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cyl.org.cn/695/gqt_tuanshi/gqt_ghlc/dwjl/dwjl_dsj/200704/t20070414_18049.htm

   偶然发现这个网页,发现俺在1988年赴西德的一次访问学习活动居然载入了青年团的“史册”，被列入了1988年共青团外事活动大事记。

载入“史册”倒不那么值得俺纪念，关键是它提醒我，在20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的三月25号，我坐上了北京-莫斯科-东柏林的国际快车，像看大片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冰雪覆盖的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恍惚了5天就走在了莫斯科的大街上，和一群赴西德留学淘金的中国青年男女拎着中国老白干儿，满大街卖，大把地收卢布。然后我们在红场上放声高歌，在列宁幕前疯狂地拍照，那一队狂欢的中国青年的身影成了红场上的一景儿，那个时候苏联还不开放，还没见过这种阵势，俄国人一见我们就说中国真好，“你们有很多副食品”-“У

вас  много продукты”，听着真让刚刚肚里的下水肥起来的我们辛酸，一个如此强大的超级大国，她的百姓却过着没有продукты的穷日子，用这种方式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于是我在红场上仰望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沉重地凝视它，然后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莫斯科的四月

       我从北京来

       思考在西伯利亚的寒流中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

        仰望克里姆林红星

            沉重地红着

       随着心星纷呈的队伍

       缓缓经过石雕一样的卫兵

       无影灯下列宁无法安息

       一个永远不停的句号

             沉重地悬着

思考归思考，思考完了继续和大家一起用白酒换卢布才是真的，因为我们在莫斯科旅游需要钱，而白酒能卖高价，是暴利，然后我们揣着大把的卢布，就可以进专门给外国人开的酒店大口地吃高价的продукты。那些在莫斯科的日子就是这样荒唐而快乐。

     随后我开始了在慕尼黑的访问学习，第一次当访问学者，在国际青年图书馆好好地读了点书，研究了一通国外的青少年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亲身感受西方的生活。当然还有幸在慕尼黑认识了翻译家傅惟慈，很受傅老师开导和点拨。

     那次学习可谓硕果累累：回来后我第一次向国内说清楚了国际安徒生文学奖是怎么回事，国际青少年读物理事会是怎么回事，国际儿童图书节是怎么回事，并翻译了第一本《长满书的大树》，把以上三个国际“项目”全面引进中国，从而导致中国最终和这些组织接了轨，当然客观上也为不少人“创造了工作岗位”，很多人因此当上了这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主任什么的，还有的退休后在这些组织里安置了，去发挥余热。所以说我没白去。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回来后写了《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至今还被人记得的名句是“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长长的列车，足足的马克”。那是第一篇写中国留德学生生活的大特写，因此受到很多杂志约稿，我成了留学题材的特写记者，一口气写了很多，后来结集出版，书名是《国际倒爷实录》。现在看，文字很粗糙粗犷，但真是透着年轻人的豪气和血性啊。真留恋那样的日子。当记者就要年轻。用汪国真的“诗句”说，“年轻真好”。

还有后来居然靠写傅惟慈一下成了写名人专访的热门写手，居然一发而不可收，写了百十篇，多年后有朋友还要为此出个集子。

当然还有，那段德国生活成了我的两本小说《混在北京》和《孽缘千里》中的佐料，在那个年代读起来很有点“异国风情”。估计那也是德国出版社出版其德文版的原因之一吧，德国人很“爱国”，看到外国文学里那么详尽地写德国的生活，写德国人和德国的城市，当然要翻译过去，让德国人看看他们在外国人笔下的情形。慕尼黑的红灯区，德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这些被我这个外国人写出来，肯定和他们眼中自己的德国不一样喽，也有了“陌生化”哈。

感谢团史网页，让我想起这么多，算是对“团史”的补白吧。把我载入“史册”的人哪里知道这么多故事呢？历史从来都是干枯的几笔，而那几笔下面却涌动着鲜活的人。记的人和看的人都不知道，得被记的人说才行。当然俺还注意到，1988年的团中央大楼，胡哥刚高升走了，管事的几个人的名字是：刘延东，李源朝和李克强，如今这些人都进中南海管国家了，那时他们在那个楼里等于是在培训哈。他们其实离我们这些团中央系统的小人物很远很远，只有去那个大楼里办事才偶然在楼道里见到。比如我有一回就在楼梯里与西装革履的胡哥走了个对面，那时他就四十岁的样子吧。我因为不是本楼职工，穿着也很不像机关工作人员，像个清洁工，因此没主动打招呼叫声“胡书记”之类，就擦肩而过，一擦肩就是二十多年。人生快呀，快。

1988年春天俺在红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