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英若诚逝世前一年采访过他，请他谈翻译剧本的问题，发表在2002年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但可惜文章没上网，现在捻出来供网友分享。曾对友人说，俺那十来年中采访过很多文化名人，多为翻译家，等于免费跟他们读博士课程，每篇稿子还能挣上几十元，贴补家用，又相当于勤工俭学。以记者身份上课的好处是我大可不必为了讨好导师而必恭必敬，可以时不时学学大牌记者“逼问”名人，心中暗自感到过瘾呢。唉，这年头让我感到想逼问的人不多了，也没有报纸肯给我工钱让我去免费上课，所以就找出旧文来发博客上，过第二次干瘾。

 

  

英若诚：“我就是一个演员。”

黑马

 

北京话里的“就是什么什么”，因其重音不同而意思不同。如果这句话的重音在“演员”二字上，那意味着“不过是个演员而已”。但英若诚说这句话时的重音在“就”上，次重音在“是”上，此时表达的是自己的“本质”，又透着平凡加自豪。他在我报出“表演艺术家，翻译家，文化部前副部长”等头衔后对自己作出了这样的自定义。

他“就是”－他本质上是个演员，他为表演而生，为表演而奋斗了大半辈子，无论他头上别的光环多么耀眼，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演员，即使在当部长的时候依然在演戏。

正如英先生评价莎士比亚的台词是通过重音表现其诗性一样，英先生自己讲话也常常是通过重音表达语义的微妙差别，如开头那句话。我不得不注意英先生的抑扬顿挫，不断捕捉其重音的落点，在音韵中揣摩意思。如此富有乐感的声音和语流，大凡著名的演员都有。但著名演员中有英先生这样学者修养与风范者不多。而大学者中又鲜见英若城这样动听的声音。因此，采访英若城的过程就成了难得的一段享受过程－听他用音乐的节奏道出他的学者的思想。

英若诚1946年考清华的英语专业并非为了去学英语，其实是冲着那里良好的话剧创作氛围而去的。他就是要当话剧演员才考清华，这个奇特的路数有点令人费解。英先生娓娓道来，讲述当年的清华外文系在推动中国话剧运动上起到的独一无二的作用，那里简直就是中国话剧的摇篮－曹禺，洪深，李建吾，张俊祥等话剧名家均出身清华或在清华任教，出身清华的杨绛先生也创作过不少优秀的话剧剧本。当年的清华外文系有一位名为昆西.王的教授更是把清华外文系的戏剧传统推向极致，主张在大学外文系推广话剧，清华的学生演剧活动尤其开展得蓬蓬勃勃。这样的地方自然对英若诚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奔清华外文系了。

频繁的演剧活动非但没有影响他的英文专业学习，反倒促进了他的学业。现在回忆起来，英先生都感慨：他的英文念得如此炉火纯青，绝对是得益于学习并排演英文话剧。他甚至强调，即使在今天多媒体教学如此发达的时候，通过学习话剧掌握外语仍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子。学习文学大师们的剧本，学到的是生活化并且升华了的英文，能一举两得。过于学术的教材会把人教成学究，其英文生硬僵化；而过于通俗的教材又容易使人的英文不上档次。而好的话剧剧本能让我们学到不同身份的人讲的英文，是最好的英文教材。

英若诚先生在古稀之年和外界交流不多的情况下仍然讲一口典雅流利的英文，估计与他在清华的训练大有关系。前些天英先生作客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节目，一个剪辑出的长达半个小时的播出版，估计对谈要进行一个多小时，但英先生（在收到病危通知的情况下）一直侃侃而谈，其流利程度恰似母语，此等功底令人钦敬。我讨教其秘诀，英先生淡然道：不仅是清华的训练，还有自从儿时开始的训练和家教，更有日后多年的坚持。“文革”中他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关进监狱，除了“毛选”不许读任何文字。在漫漫长夜里，他就自己脑子里过英文，按照字母顺序一个个过英文单字。说着英先生就现场背诵起字典来。

作为演员，英先生的背功实在令人叹服。采访过程中他会随时背诵大段的莎士比亚戏剧台词，边声情并茂地背诵边逐一解析其音韵之妙，讲解他所理解的莎翁。这是我在大学课堂上绝对没有机会学到的“英氏”教学法。由此我相信，英先生在大学课堂上绝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一流教授。可惜，我们现在的大学外文系里却充斥着无数的冬烘教授，教授的是木乃伊英文。如果大学们能时常请英先生为客座教授，英先生的“余热”定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样的教学活动绝对比他客串电视角色和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的剪彩之类更有社会意义。我们的大学为什么竟然如此迂腐守旧，不大张旗鼓地请英先生去当客座教授呢？他们偶尔会把他请去，但是把他当作社会名流去创造一时的轰动效应而已。我相信，请他切切实实地讲学，那才是对这口深井的真正开掘。

于是我们的话题终于扯到了英若诚的英文与戏剧翻译，这本是《文汇读书周报》约我采访英若城的主题。他在古稀之年出版了一套八册中英文对照版《英若诚名剧译丛》。这套译丛的出版，为我们揭示了英若诚作为翻译家的一面，他在戏剧翻译上付出的心血终于在晚年有了一个总结式的亮相，其辉煌与大气自是不少专业翻译家们难以望其项背的。难怪人们称英先生是“奇才奇艺”。

但英先生似乎并不过分看重自己的翻译成就，似乎并不将之归结为自己的“奇才”。他说英文只是工具而已，因为家学深厚，他毫不费力地掌握了它，并不以为财富，自己一直喜欢的是演戏。如果不是因为朋友们看重他的英文才华并挖掘他的潜力，他或许不会去做翻译。这让我想起当年采访萧乾的情景。那年萧乾因推出了“天书”《尤利西斯》译本而耄耋灿烂，文学出版界为之震撼，但在接受我的电视专访时他老人家轻描淡写地说：翻译这本书不过是帮助妻子。他的本职是作家，能写时就不翻译。

就是因为朋友们的督促，“开发”他的“这部分力量”，他才走上了业余翻译的道路。除了这次出版的8种戏剧，他其实还翻译出版过大量的戏剧文学剧本。最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小字辈，当年他还帮助一些高级文化官员改写译本呢。至今回忆起来英先生都很生气，说那哪里是简单的润色，纯属改写，比自己翻译还费力。某位官员从英文转译过来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实在牵强谫陋，他年轻气盛，甚至在译稿空白处大笔一挥批评之。

英若诚的“这部分力量”一旦发挥出来就十分了得。仅眼下我们看到的这八种，其中3种是中译英：曹禺改编的《家》，老舍的《茶馆》和当代名剧《狗儿爷涅槃》。这些是英先生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中国戏剧时翻译并导/演的三部话剧。5种英译中：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萧伯纳的《芭巴拉上校》，《哗变》和《上帝的宠儿》。这些剧目是英先生在北京人艺的作品，他还参加了其中一些的演出和导演，其中最风靡一时的是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作为中英文对照的出版物，这套书无疑给中外戏剧爱好者提供了现成的演出脚本，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实用性。

我不揣冒昧地问英先生：莎士比亚的戏剧已经有了不少权威的译本如朱生豪，方平，卞之琳的译本，您为什么要重新翻译？

英先生简言之：它们都不适合演出。

名人名译的戏剧剧本不能上舞台，这个现象很有趣。

别忘了，英先生说，莎士比亚自己是个演员，他的剧本不是论文，是从演出实践中磨炼出来的实用脚本。可到了我们的翻译名家手里，就成了学术著作，被加了无数的脚注，其语言也离舞台相去甚远了。“我是演员，”英先生说，“我知道莎士比亚的戏文在舞台上应该是什么样。”言外之意，英译莎士比亚是最接近莎士比亚的。哦，原来我们读的那些著名莎剧译本算不得真正的剧本。我们忘了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经过千百次演出实践打磨过的戏文台词，而不是学术著作。

随后英先生开始入戏，声情并茂地背诵起莎士比亚著名的片段，告诉我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无韵诗，靠重音表现韵律，而不是靠合辙押韵来体现诗意。所以他说他翻译的是莎士比亚的节奏，通过节奏诉诸观众的听觉，达到现场交流的目的。

正是话剧的这种现场交流效应，英先生说，是话剧魅力的所在，也是话剧在影视时代依然不可替代的原因。凭着这种“活的交流”功能，话剧经得住任何表演形式的挑战。他沉醉地谈起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讲到他在舞台上听到的观众的抽泣声，“这种体验，演电影电视的永远不会有。”

他一辈子都喜欢表演，喜欢这种活的交流。“导的不多，翻译毕竟是翻译别人的，”还是演戏让他痴迷，他“就是个演员。”

我知道，这次采访想让英若城把话题集中在他的翻译上是徒劳的，因为他的翻译是他演戏的有机部分。自己翻译，自己演出和导演，英若城感到的是过瘾。这样执着于演戏的人，确实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的。因为他的翻译是为表演用的。对于他来说，翻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from page to stage（从脚本到舞台）的过程，他译的时候脑子里就在导演或演出这些台词了。这是他和那些不懂表演的学问家们翻译剧本时的最大区别。

临别时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谢什么呀，都是工作。”此时他肯定想的是：这个采访与他的演戏事业有关，回答记者的问题自然是他演戏工作的一部分。

走出英若城的“颐和山庄”，走在碧绿的京密引水渠畔，我回味着他的话，真切地感到：在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能找到自己最钟情的工作做的人应该是最幸福的。

让我们都好好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