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认识了一个叫骆爽的文化人，被他送了有五六本散文随笔集，《文坛"厚黑学"》，《批判北京人》《蓝色幽默》《批判文化人》《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用才华横溢，气势逼人描述骆爽的文风似乎都嫌不够，有人称之为摧枯拉朽什么的。但我总的印象是他写起东西来简直是个大战风车的西班牙勇士，尤其是在他贵为报纸的副总后依然保持着这种民间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就显得很可贵。交往的人中很多其实刚刚凑到庙堂外面的台阶上，就已经脑满肠肥地蔑视起可怜的书生们的批判精神了，而骆子似乎游刃有余地对付了官场游戏，还保持着很重的书生本色，我说似乎，因为跟他很少见面，只偶尔通个电话五的。反正我只看文章给我的印象。

 

    林凯的《夜雨小集》书名挺有意境，据说是取自李贺“谁知花雨夜来过，但见池台青草长”和韦应物“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长”的诗句。属于那种很淡雅素馨的散文随笔，可以悠闲地读读，在这个人势汹汹、利欲熏心的世道，这样纯净的书不多了。当然，我要感谢的是，这本书的第一篇《爱我心河》是他偶然在一本散文集里读到俺的《寻找心河》一文后怀念起儿时在北京护城河畔生活而欣然命笔的。90年代初一个外省小子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古河道上狂奔后写下的感念居然触动了一个北京人对北京的河水的心思，似乎那小文没白写。拙文受到如此的礼遇，也是俺的光荣。俺现在还经常在北京的古河道里寻寻觅觅，现在又迷上了潮白河及其支流，还会继续写我的寻找心河类散文。还继续梦寻故乡的河水和老城根，继续沉迷在劳伦斯故乡的埃利沃斯河和诺丁汉的特伦特大河中寻点什么意义或无意义。花雨池台青草，古道西风瘦马，哈哈，自己活出自己小小意境的是，以此与林凯兄共勉或无聊。

 

感情与史料的“专利”

      —读《心曲浪花》

黑马

  李景端先生任译林社长时叱咤出版界，在翻译文学出版方面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我等业内人士惊叹之余私下里称之为“吃西方文化的红色出版商”。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这个出版大亨都退休了，居然自学法律，轰轰烈烈地为被盗版的冰心等名家名译奔走打官司，直到大获全胜。我是在英国访学期间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一义举的，着实叹服。

回国后不期收到李先生赠书，是他的随笔集《心曲浪花》并附一信道：“君不见你我熟悉的老一辈朋友，非死即病，要么在国外当寓公，即使还健在，也难动笔了。”感伤之余，不忘勉励我趁着还有精力勤于笔耕。他甚至劝我放弃翻译，专心写作，足见李先生退休后开始了自己大规模的写作计划，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

便急切地开卷，映入眼帘的一篇篇独具匠心的回忆文章，记述着他作为一个出版家与一个个文化名人的交往，有巨擘如钱钟书和杨绛，有我向往但缘悭一面的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更有我在过去十几年中采访过的一代大家如叶君健，冯亦代，萧乾，水夫等。有这么多我采访过的名人，不禁好奇，想看看这些名人在老李心目中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对照李先生的文章，我发现作为记者的我写这些文坛耆老，读来总嫌隔膜，总有高山仰止的距离，偶然还不乏猎奇，但很难说有太多感情的投入，即使是有感情也是出于崇敬，而非在相互交流中自然产生，与普通读者的崇敬如出一辙。即使有学术上的探讨，也是出于记者“提问”的职业本能，问题都过于专业和冷漠。我曾陶醉于这种所谓的零度职业写作，但李先生的文章却让我受到了触动，因为我领略到了一种耳濡目染中同情生发的细腻，也让我感到了日积月累的工作交流中史料自然积淀的深沉。

职业，毫无疑问决定了李先生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写作位置上，而漫长的交往，无疑为李先生的回忆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如果李先生当年没有与这些大家建立深厚的感情，如果他们的工作交往只局限于一些“咬文嚼字”上的技术问题，李先生的回忆就难以具备感人的情愫和史料价值。恰恰在这两点上老李（当年的小李和李社长）情动于中，大处着眼，因此他的文章在情感和史料上具备了别人难以比拟的特殊品质。

最近老李又在文汇读书周报和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两篇有关萧乾学术生涯的钩沉长文，读来振聋发聩。他与这些文坛耆宿的亲密交往，是一座幽深的记忆宝库，那些交织着理智与情感的往事与随想是印有老李专利商标的大作，史料价值无可估量，情深意长的涓涓暖流亦滋润读者心田。这两方面都是我们这些做记者写的“专访”望尘莫及的，因此我特别珍惜老李这一类独家文章，期待着能不断地读到他的新作，那是对中国当代翻译史的独一无二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