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骥之后的随想

                                 黑马

      参加完拙作《混在北京》德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首发式回来，看到刊有采访内容的德国报刊，那照片旁的简历错把我写成生于天津。以后《德国》杂志中文版又“以讹传讹“把我说成天津人。这本杂志许多北京的记者都能得到赠阅。于是问题就来了：你不是保定人么，怎么成了天津人？那种眼神很是耐人寻味。我知道我在他们眼里成了无耻附骥之徒，惹得人家口风里皮里阳秋。

     小地方的人看自己的同类或大地方的人看小地方的人时，往往对他们的“出身”特别敏感。我之改变出身，且是在外国报刊上“掩耳盗铃”地改后“东窗事发”，既令我的小地方同类们感到卑鄙又令大地方出身的人感到悲悯。因为我确实见过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小小的虚荣心作怪，说到故乡时含糊其词，如离武汉几百里，也能大而化之为“武汉人”。但我怎么会“化”成天津人的？

    最先说我是天津人的是德国《焦点》杂志。我发现，在天津后面还写有“河北省”(西文的地名顺序是由小到大)。这下我可明白了。记得那位记者问我的籍贯时，我明明说的是河北省保定市。但这个地名对他们过于陌生了。我便补充说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城市。可能他记下了“离北京最近”，回去查德国出的世界地图，压根儿连保定的影儿都没有，北京附近只有天津，且是在河北境内，灵机一动，就信笔把我“抬举”成了天津人，当然是河北省的天津。

    但无论如何，我算得上与天津有关系。

    历史上天津与保定联系密切，这两个地方，算是有不解之缘：当年天津和保定同是直隶总督驻地，，一为“夏宫”：一为“冬宫”，一个得西化之风气，有港有海轮有洋人洋货，另一个则是古朴凝重，寺庙林立，舳鲈相继的千年古城。一条水路将这两个一中一西风格的总督府连在一起，相映成趣。

    后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越拉越大了。前者总算在或大或小地进步着，后者则逐步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小地界儿“。那条水路渐渐干涸断了线，舳鲈相继的北方水城早已成为祖辈给儿时的我讲的故事，那美丽苍凉的古城墙只剩下断壁残垣，城里最迷人的地方城隍庙也早拆除变成了市政府的招待所。我们都曾经为这种“破四旧”而欢呼过。但这一切终于被今天的人们形容为“衰败“。

   1949年后，天津和保定轮流当河北的省会有好些年，直至天津晋身为直辖市为止。这几次搬迁，造成了巨大的两地人口流动。河北大学随省会从天津搬到保定，从此算扎根落户，不再随省会再次搬迁而搬迁了。77年我上了这所大学，惊异于校园里处处天津话大作，原来有此原因。天津来的教师们仍不放弃天津户口，享受的是大大优于保定的粮油供应(保定人每月三两食油、70%粗粮时，天津人则油水细粮较充裕)。于是，每个月初，校园里都会出现几卡车天津运来的粮油，那些天津户口持有者象过节一样喜迎家乡车，分粮分油真忙。那些天津人念念不忘的是要“回天津”。这些天津人在我们年少的眼里，代表着与那小地方迥异的人情心态，引我们仰慕，也让我们觉得格格不入，很有点象某个宗主国的国民暂居其殖民地一样。

    这些不过是二十来年前的事，在年轻一代人听来倒像很旧的故事了。谢天谢地，那种一声令下，拉家带口背景离乡大迁徙的悲惨故事不再有了。那种定量配给粮油，人也因粮油定量不同而骄傲或自卑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但“大地方" 和“小地方”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优劣感依然存在，人的虚荣心依旧。人们依旧因着虚荣而在出生地上做着文章，在躲避什么，掩饰什么，获得什么。那种小小的小市民心理实在活动得很精致。在北京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上，尤其如此。如果说十来年前我还有过闪烁其词，现在则真正是四十不惑了，没必要人前人后地掩饰。倒是有时太过于“无欲则刚”，见到什么冉冉上升的昔日同窗老乡之类便大庭广众之下热络相认，竟会讨个没趣，哪知人家早就改变了“出身”，被我无意戳穿。这也是初级阶段知识分子的特色之一，令人奈何不得。我之被视作无耻附骥之徒也就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