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节持期盼态度，当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过节亦然。比如，世界禁毒日、世界禁烟日，每逢这两个特殊的日子，瘾君子和烟民们，往往因“节日”而尴尬。

31日是第20个世界无烟日。根据规定，在每年的世界无烟日，世界各地既不吸烟也不售烟。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需要制定全面的法律来减少吸烟者人数和消除吸烟习惯，否则在2020年前，中国可能将有220万人因吸烟死亡。（《东方早报》2007年5月31日）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烟民在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烟草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三个“世界之最”，带给我们的不是自豪，而是汗颜。之最“冠军”是否着急不好说，世界卫生组织（WHO）驻中国达标贝汉卫博士很是忧心忡忡：“烟草对中国是一个紧迫的卫生挑战。”

烟草之害，举世公认。香烟诱惑，却并非人人能抵御得了。贝汉卫的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不好说；贝汉卫的严重警告，该不该慎重对待，需要整个中国做出反应。笔者以为，对于WHO的严重警告，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民众，应该闻过即喜，有则改之，无则嘉勉。

其一，从法律上对烟草种植、香烟生产、销售予以限制。在一些省份，烟草是其支柱产业。就全国范围来看，烟草业带来的利润，同样可观。明知烟有害，偏靠烟赚钱。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心理矛盾的结果，在社会责任感和惟利是图二者之间，政府选择了后者。目前，中国的烟草产量、消费者数量全球第一，价格最低，和政府对烟草业的变相支持，密不可分。如果中国想抛弃这三个世界第一，用法律手段来限烟最可靠。贝汉卫献了一计：“中国需要制定清晰、强硬和具可实施性的法律，来为整个国家的烟草控制设定标准。”

其二，加强政府的政策性引导。消费和生产，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先有烟草，后有烟民，应该是基本的事实。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政府帮助烟农转行种植别的作物，鼓励烟厂停产，从财政政策上支持烟厂“转业”；扩大禁烟场所，政府公职人员带头戒烟……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可以引导社会减少烟草的危害。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哪个禁烟公民上街夺烟能实现的。惟有政府，才能担当此重任。“现在中国需要执行全面措施，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减少吸烟人数。”贝汉卫的话，不知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当成耳旁风。

其三，对于烟民的吸烟习惯，进行重塑。吸引已经成为一些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将烟草驱赶出地球。不过，几百年前，人类并无吸烟的记录，更谈不上所谓的习惯。摈弃吸烟习惯，靠有效的宣传教育。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世界最终没有烟民，并非不可能。

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看禁烟。“中国的控烟工作一定会面临巨大阻力，需要中国政府各部门做出政治承诺。”WHO驻中国代表的“禁烟政治论”，话虽重了点，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远离烟草，需要从公民个人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对此，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