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逼着知识分子过度劳累
□刘海明
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16日透露，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严重的“过劳死”现象，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比普通人平均寿命少10岁。近五年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去世的135名专家和教授，平均年龄仅为53.3岁。（《北京晨报》2005年11月17日）
在看到这则报道的两天前，笔者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个工科学院的女教授“回报”了她的工作情况：每天早上8点到实验室，中午在食堂草草吃饭后，继续回实验室工作；每天夜里23点离开实验室。她带了6名研究生，每年有500节课要上，还要指导每个研究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自己还要撰写3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每学期放假后，到医院住上半月到一个月的院，几成惯例。
记得这位教授“哭诉”了其苦楚后，在场的另外一位在行政岗位上工作的女士感慨道：这不是逼着人“英年早逝”吗？此话虽然引起一阵哄笑，可与会的人分明都有几分的酸楚，因为这位女同事的牢骚，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虽说并不是每个高校教师都“惨”到那位女教授的地步，但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未进高校工作，总以为大学老师过着神仙般的潇洒日子，及至成为其一员后，才发现环境迫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必须整天付出太多的时间，工作并学习着。不如此，完不成考核，被人耻笑，精神方面的压力，比单纯的劳累更难受。
“过劳死”，看上去很遥远，其实就近在咫尺。我不大关心学校橱窗栏内的讣告，可只要去看，绝大多数是47—55岁教师的“最后光荣”。每每看过这些文字，总纳闷为什么这些年就走得如此匆忙，如此早了点呢。听听社会上议论“过劳死”的话题，终于找到了答案，尽管我迄今不大相信这样的联系不是百分之分的正确，却也无法否认人家议论得不对。
中科院、北大培养一位教授，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容易栽培出一位教授，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让马儿跑，也得让马儿休息。对照那位女教授的说法，没有节假日，也不会有娱乐时间（夜里11点回家，收拾一下家务，基本上也就该休息了）。把住院当成“休息”，这是何等的“壮烈”！一旦连假期也被迫取消的话（据说，凡是接受教育部本科教育评估的高校，假期不是取消，就是缩短），这些教授们想“偷懒”的机会都没有了。即便一架机器，运转了一定时间还要停下来休息，何况是人呢。透支生命，就是杀鸡取卵，害的是自己。
尊重知识分子，给他们施加压力，逼他们出成果可以。可是，用简单的授课量和论文篇数压他们，量的东西也许全有了，问题是质的东西能否保证，只有天知道。如果逼得人命都不保了，除了腾出些职称空位外，“获益”的还能是什么？
关爱知识分子，要善于给他们减压，逼着他们学会劳逸结合，而不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告别过度劳累，从制度性减压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