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建设部支持下，我们在全国征集中低收入人群最佳居住方案，其目的是表明万科的态度：我们已经开始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万科产品向来是中高档、高档，2000年后变成中档，而低档产品一直没有纳入万科的计划。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相当部分房地产商专门发展低档产品，在不用销售，也不用创新的情况下显示不出万科的竞争力。第二，我们担心影响品牌。万科是中档、中高档、高档的品牌，假如介入低档产品，会影响目标消费群体也就是白领对万科的看法。

　　但是如果从企业公民的要求来讲，一切就不同了。万科也在检讨这个问题，不能仅仅考虑直接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管理层、职员、消费者；还要考虑间接相关者，首当其冲就是社会安定问题。现在贫富悬殊大，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开发商怎能说和自己没有关系？万科应该从社会责任出发扮演自己的角色，因此我们明确表明万科开始关心中低收入人群及其住宅产品的积极态度。

　　2006年，整个舆论把房地产商骂得一塌糊涂，唯有不骂万科、不骂王石。我颇受震动，我们只是表明态度，社会就明确地给予我们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的项目投入并不大。在深圳立一个广告牌一年得300万，但我们整个项目一共才100多万，有50万是方案评选出来的奖金，还有50万是10个月的开支。实际这个项目才花了三四十万，在社会上便已好评如潮。当然，作为企业公民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不行的，我们也在开始考虑如何借助自己的资源给政府提供参考启发，并真正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

　　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对我说：“我每年都积极地交税，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因为我的事业，我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传统东方社会的观点里，修身齐家比治国平天下来得更安全和实在。在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能够提供有品质保证、有安全保证、价格公道的房子给大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对万科的理想，曾经也只是盖好房子而已。但在房源紧张、房价急速飙升、多数人缺乏购房能力的现在，作为行业领跑者的万科必须正视企业品牌定位与大众需求的矛盾，谋求更好的解决途径。关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是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没有错，但作为房地产商也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样肩负这份责任。虽然我们不可能专门开发一个产品来解决人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帮助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关心弱势群体。

　　2005年10月份，我和万科几位建筑师在福建山沟里转了一个礼拜，那里有目前保存完整的传统客家住宅——围屋。深圳大都是移民，客家人则是广东最早的移民，他们的住宅都有移民人群的特征。考察后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了未来深圳廉租房的大致景象：借鉴客家围屋圆形的特征，可根据城市地块紧张的特点，改造成半圆形状、1/4圆形状；围屋厚实的土墙，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用双层墙壁来实现，既美观又可加速空气流通；而底层则可以建成开放式的下沉广场，变成聚会场所。而且这种建筑材料并不贵，既解决居住问题，又有比较好的活动空间。

　　基于此，万科开始在2006年着力于三件体现“企业公民责任”的工作——推广廉租房建设、设立专门用于居民旧村落保护的基金和推进节能环保运动，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2006年5月，万科第一个廉租房项目在深圳开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个，以此为样板，更多的项目将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开始动工。万科目前正在深圳开发的项目“第五园”以及“万科城”，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并且，未来3年，万科计划每年提取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企业公民”专项建设费用，用于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实践、和谐社区的倡导和建设、环境保护和其它公益活动等“企业公民”行为。

　　真正受益者是谁呢？人们会说，受益的是万科的业主，消费者。但增加了谁的美誉度？增加了谁的物业的价值？万科自身首先是一个受益者。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调查后却发现自己首先是受益者。

　　做善事的首先是得益者，做恶事的首先也是受害者。

　　2005年我加入了“阿拉善治沙协会”。不少专家认为，每年春天横扫北京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就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因此经北京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发起，80多位企业家加入了该协会。参加其成立大会的80多名企业家，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大陆本土派，即我、刘晓光等在国内创业的企业家；大陆海归派，即张朝阳这样有海外求学背景的青年企业家；海峡派，就是投资内地的台湾少壮派企业精英。我们当天就协会章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意识到中国NGO组织相当不成熟。我们不仅仅是捐款，还得立项、操作。即首先是如何使捐款用得得当；其次是如何把捐款用得有效率。当时，我真是觉得花钱比挣钱还难，也才真正明白，做公益活动不仅仅需要你拿出公益心、拿出钱，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协商到各个方面的协调，再到使用筹集资金，其实很繁琐，但也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

　　我1983年到深圳，但直到2005年，我才真正感觉自己不仅仅成功，而且很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