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于我和万科来说，是一个转变年。

　　那是去北极之前，潘文石教授（北京大学生物学家，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动物的工作）来北京机场为我送行，临行前他交给我一面旗帜和一封信。旗帜就是广西旗帜，他希望我把它带到极点去。信的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我们这种探险行为本身就是对大自然的尊重；探险的本身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社会提倡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到达。

　　信中的话语让我两耳发热，因为我没有这个精神。当然，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破坏环境，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种行为本身当作社会正面希望的指向，所以羞愧难当。但潘文石教授不同，他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常年安身野外，放弃了一切。他这种吃苦精神和我仅仅为了张扬个性完全是两回事。

　　但我更明白老教授信中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于是，我决定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而要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所以“7+2”最后一站口号都变了，改为“极点有限，公益无限”。也就是说，当我为自己又一次的登山探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对公益活动全情投入。

　　我的“7+2”探险活动以南极作为终点，这一次的探险和另外8次不同，因为它有着一个意义非凡的主题——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我和赞助商洽谈时就表示，费用不仅仅包括去南极的费用，还有20%是公益费用。比如瑞士商家捐出了六块表，经拍卖后总额将近30万的资金全部用于白头叶猴保护活动。这样公益性的主题在我历次的登山探险活动中并不多，我在成功完成募捐后，感觉和队友们一起探险成功的胜利感又多了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已经不仅仅在自己个人成功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属于社会的共同喜悦；这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双重实现，又是两者的成功叠加。

　　事实上，以前我并不常做公益活动。但在过去5年里，我个人收入的1/3都用于公益活动。比如说，大家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拍广告。我绝对不是免费做，按行就市，但收入百分百用于做公益活动。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七位数的收入全部做公益用途了。但在参与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它视为善事。随着这些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密集，到2005年南极探险结束后，我静下心来回想近年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联想万科采取的的一些举措，我突然地发现：自己的个人姿态和万科的企业姿态发生勒有意思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