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叶上的风

           沈东子

我向来不喜欢周作人，你可以说他的文字闲适、散淡，但我喜欢不起来，你也可以说他内心伤怀，但我感觉到的是早年自恋，晚年颓靡。读周的文章，有飘萍感，似乎根须游移，不在这块土地上，文风里的无为，与嵇康无关，而是软软的系着隔海的日本，系着永井荷风。周喜欢的日本作家很多，提起来如数家珍，说他是日本文学专家丝毫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是头号专家，以这样身份，生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想隐居很不容易。

至于逃难，那更不容易，他有日本太太，还有共同的孩子。像郭沫若那样，抛下一家妻小一走了之，以周的性情，是做不出来的。所以他只能做后来的周作人，出席一点应酬，不喜也不怒，担任一点伪职，不高也不低。有人将周与赵孟頫相比，认为都是文人在乱世中委曲求全，应予以宽容，问题是，你可以说赵没骨气，在蒙古人手下做官，但元朝好歹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周屈从于日本人，那无论如何都是很难洗清的。20世纪的中国，屈从于谁都不应屈从于日本人，这是特殊年代达成的国民共识。

我关注的更多的是周的文字，毕竟是作家，文字最能体现情怀。“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里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这是周的名篇《苦雨》，周粉都熟悉。下面这一篇也不错：

“在陋屋的庭园里野菊的花亦既萎谢之后,望着颜色也没有的枇杷花开着,我还是照常反覆念那古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地,我这一身便与草木同样地徒然渐以老朽罢。”如果不看作者名，会以为这也是周的文字，这样理解虽然不完全对，但也不完全错，因为这是周的译文，译的是永井荷风的《琵琶云》。周自己从不讳言对永井的赞赏，曾在文章里多次推荐，也译过不少永井的散文。

永井是个很复杂的作家，他的文字固然有柔美的一面，但柔而不弱，另一面的倔强，却是周模仿不来的。永井早年涉猎广泛，曾悉心研读汉文学，后来游历欧美，翻译法国诗歌，其文学之根，一支深埋于中国，另一支则植根于法国。1910年发生的一件事，给永井很大的刺激，当时日本军方策划大逆事件，将反战活动家幸德秋水等人处死，永井把此事视为日本的德雷福斯案。当年法国作家左拉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为德雷福斯做无罪辩护，可是在日本，所有的作家包括永井自己，都选择了逃避，他为此深感耻辱。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文坛也掀起跟风潮，多有吹捧日军“战绩”之作，比如赞美攻占南京、北平等，但永井一直隐居东京，拒绝与当局合作，战争期间封笔，不发表作品，只在日记里表达对穷兵赎武的厌恶。他在1944年的一篇日记里明确表示，当局将因这次战争落下千古骂名。永井在战争期间的不合作姿态，深得读者尊敬，战后名声大噪。

如果说周与永井在艺术上一直形影相随，那么正是在面对强权的取舍上，是依附、疏离还是反抗，两人的灵魂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永井的悲悯，是周的伤怀所不及的，以为永井只懂得欣赏樱花与荷叶上的风，那是只读懂了皮毛，骨子里的硬和傲，乃周致命的欠缺。荷叶上的风虽然轻，却是自由的。如今的日本人，已经不太喜欢读永井荷风，觉得他过气了，雄奇不如三岛由纪夫，伤感不如谷崎润一郎，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年周作人在大陆反而走红了，红到读他的文章，以为是在读一位日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