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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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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0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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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  书


新译与新意

 

              沈东子

 

 

时常会有读者问,有的外国文学名著早出过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重做?这问题听起来有些复杂,但如果换一个问法,就好回答了,比如我问为什么北京烤鸭一直在烤?你会回答大家喜欢吃呀,因为烤鸭被时间证明很好吃,烤多少只都不够吃。这就对了,读者跟食客是一样的,而名著如同烤鸭,一代代读者咀嚼过来,依然觉得有滋有味,这足以证明其口感好,受欢迎,作为有抱负的出版人,出这样的书自然当仁不让。

然而重做不是简单地重新制做,要做出新意才是本事,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出版人都费了不少心思。欧美出版社重版经典旧著,往往会在导读上下功夫,请博士专家撰写长篇序言,甚至直接用博士论文做前言,这样的导读可读性不强,但出版社还是要采纳,目的是强调此版本有别于其他版本。我们的做派与欧美略有不同,做古典名著时用点评代替导读,点评的文字尽量生动,这样贴近了当代读者的趣味,也给出版社保留了一个版本。

对外国名著而言,凡未曾译成过汉语的都可归为新书,哪怕是一百年前创作的,而译成汉语的名著,也有新译的必要。新译当然要有新意,首先是译文的更新,前辈翻译家的译笔,自然曾风靡一时,但要这个时代的年轻读者,去读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和鲁宾逊漂流记,显然太残酷了些,虽说林译很优秀,但一个时代理应有一个时代的译本,这是其一。

其二,新意也要反映在前言后记里,不会写译序的译者不是好译者,我们对译序有自己的要求,除了译者甘苦自知的心得,也要包含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更多的资讯传达给读者。译者只有对作家的创作过程具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的译出作品风格,这一切都反映在译序中。所以新译本要求译者撰写翔实厚重的译序。

第三,新意还要体现在装帧和内文版式上,封面设计如同新妆,裁剪出怎样的搭配,代表了出版人对作品的态度,新出的书稿如同新嫁娘,也是要讲究打扮的,给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很考装帧编辑的眼力,这身衣服一旦穿出去,会招来什么样的眼光,就很难说了,甚至会决定书的命运,印象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天津百花的小开本散文丛书,装帧就过目难忘,像女学生身上的淡雅素妆。装帧合身得体的图书,读者一看封面就知道是哪家社的哪套书,二话不说买了再说。

此外,插图也重要,尤其是文学类图书,本身就与艺术相关,只有尽可能做得艺术些,才会迷住文青们的文学心。欧美文艺类图书是很讲究插图的,他们的插图作者也比较多,风格更是五花八门。我因为受古典插图的影响,还是喜欢线条简洁,黑白分明的画风,如英国短命天才比亚兹莱。张爱玲喜欢自己画插图,她的风格显然受比亚兹莱的影响,走的是奢靡颓废的路子,与她的小说很搭。

漓江版的爱伦坡小说选,采用了爱尔兰画家哈里克拉克的插图,这套插图是克拉克专为坡小说而作,被认为最贴近坡小说的诡秘文风。新近引入的英国畅销书女作家布莱顿的一套童书,英文版风行欧美,拥有成千上万的小粉丝。为了吸引国内小读者,责编费了不少心思,先在书末设置了浅易有趣的小问题,鼓励读者从故事中寻找答案,后来见一位上海女画家的作品比较洋派,又请她做插图,这些做法都是给新译注入新意的努力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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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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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中国

      

     花朵与野草

                   沈东子

 

 

我中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流浪十年,结识了许多社会青年。什么叫社会青年呢?就是没工作的年轻人,那时叫待业青年,他们为什么没工作?因为拒绝了安排,不愿成为一颗螺丝钉,宁愿做自己喜欢的事。如今的年轻人会说,这有什么呀,人当然应该只做自己爱做的事,别人怎么看随别人去,如果有人要把我当成一颗螺丝钉,硬塞在某个位置,我会走开,不过走开前我会说,希望我离开的这个螺丝孔,由你来填上。

这话当然铿锵有力,是这个时代应有的话语,但是在旧时代,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是需要勇气的。我有位兄长,被分去云南边疆建设兵团,俗称生产师,他拒绝了,组织派人上他家做他父母的工作,他当场把户口簿上自己那一页撕下来,表示此事与父母无关,从此离家出走,成为社会青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力量,他的举动是不是也很铿锵?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一直到死都没有一分正式工作。

任何人以宏大的名义要求个人付出牺牲,都是魔鬼的做派,这种做派我们见得多了,回想起来都是泪。我也是社会青年,不过相比之下,我的反抗就绵软无力了,至少表面上是无力的。史铁生因病从山西回京后,被分配到街道工厂,在蛋壳上描画花草,记得我也曾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工厂,是用手工做梳子的,叫梳篦厂。有一天来了两个中年妇女,话都说不利索,大意是通知我下礼拜开始做梳子,我说我想静静,还要想想。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莫非我的一生,要在几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手下度过?彼时年少气盛,不懂什么叫韬光养晦,便没再搭理她们,当然她们也没再搭理我,看我那刚强倔犟的样子,巴不得甩掉才好,如果由她们拒绝,还得去找个理由。于是世上少了个梳篦工,多了个社会青年。后来读到苏联诗人布罗茨基的故事,很有感触。小布也是个社会青年,整天在彼得堡流浪,被当局称为寄生虫,但这是一条喜欢写诗的虫子。

不工作只是懒虫,还写诗讽刺社会,那就成毒虫了,于是小布被抓去劳改,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塞进飞机扔到维也纳机场,护照也没了。布罗茨基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完成了由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的自我救赎。我也喜欢写几行文字,但才智不够,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哥们,说他们才华横溢绝非出于偏爱,尤其是以后见到大量平庸者充斥于各个领域,更觉得惟苦难才能造就人的品格。

我的朋友多数比我年长,出身于教授、医生、记者或中学教员家庭,这些兄长喜欢琴棋书画,痴迷数学或无线电组装,不幸活在一个荒唐时代,失去深造提升的机会不说,还要背负叛逆的骂名和谋生的艰辛,少数佼佼者以不懈努力最终出人头地,多数则被时光淹没,哪怕在底层挣扎,也没有谁堕落成无赖,也有早逝的,如那位撕掉户口簿的兄长。有人说如今坏人变老了,我想说好人被摧残甚至灭绝了,当花朵不再盛开,便只有野草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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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4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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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文化

分类: 看世界

球花子

             沈东子

 

 

男人对球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年少时我就喜欢去体育场看人踢球,一看就是一下午,有时捡捡球也开心。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只要有球赛直播我就守着看,一天父亲说:原来你是个球迷。我这才意识到我这么痴迷于足球,同时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痴迷。比如父亲也看球赛,但他只是看热闹,他说他小时候就看过中国队对阵菲律宾队,那是民国36年,中国队居然输了,当时报纸上的醒目标题是:呜呼,我泱泱大中华竟然不敌小小菲律宾。

按照父亲的逻辑,中国这么大,所有比赛都应该赢,所以见女排战胜秘鲁,他并不激动,说秘鲁那么小,赢个秘鲁算什么。等到我告诉他,美国也经常输,他这才哦了一声。有人喜欢看球,也有人不喜欢,我的好些朋友就从不看球,这种对球赛的厌恶也是与生俱来的。博尔赫斯很讨厌足球,说二十个人追一个球,一点也不贵族,是英国人发明的痞子运动。因为马岛战争,阿根廷人与英国人结下梁子,博尔赫斯故而有此损语。这种国家间的宿怨,也会带到比赛中,只要英、阿两队相遇,全世界都屏住呼吸。

看球是应该有倾向性的,这样才会在乎输赢。我通常倾向于悲情英雄,一支球队有闪亮的球星,但整体实力不够强大,只能靠球星的个人发挥,在通往冠军的路上趔趄前行,最终折戟沉沙留下落寞的背影,有一种悲剧美。比如拥有贝克汉姆的英格兰队,拥有巴乔的意大利队等等,都属于这种悲情球队。这届世界杯,我仿佛在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和拥有C罗的葡萄牙队身上,依稀看见了这样的影子,不过我依然看好这两队,明知赢不了依然喝彩,这才是真球迷。

悲情球队往往闪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光彩,同时也将人性的弱点尽情展露,场景最真实也最生动,当阿根廷队输球,整个国家唱起《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情景是很动人的,这首歌本来献给美丽而早夭的庇隆夫人,用它来表达举国哀伤再合适不过了。

足球场是球星展示球技,才华尽情绽放的场地,但是在这块场地上,有时会隆隆开来一辆无情的铁甲,将浪漫的梦想碾得粉碎,这铁甲就是德国队。说实话谁也不愿遇上德国队,只希望在决赛时倾尽一切与它比试高低,强大如巴西,也不想过早与德国交手。

德国队是很冷血的,这些年越来越冷血了,甚至有了些机器人特征,尤其是整体攻防。德国人从来不相信眼泪,那种输了球举国哭泣的场景,在德国不可能发生,德国人的眼窝够深,泪水不会轻易漫溢。如果说阿、葡是追风少年,德国就是大叔了,但不油腻,有成熟美。本届杯赛我看好德、巴、阿、葡,前二者是理性选择,后二者是浪漫向往。

太太见我痴情于足球,给我一绰号“球花子”,意指只要能看球,变成叫花子也乐意。这绰号蛮形象的,记得有一年比赛是在上午进行,单位又要求坐班,情急之下溜到隔壁电器行,结果发现电视柜台前挤满了人,大家像乞丐一样围坐在一台电视机前,当中就有自己的同事,相视一笑便坐下了。有女人抱怨受冷落,这大可不必,临时取代你的毕竟只是个球,而不是别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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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7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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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名人

                          

                                                            

末日鹦鹉

              沈东子

 

默东是巴黎西南郊的一个小镇,距巴黎市中心两小时路程,地势比较高,标志性建筑是古老的圆顶默东城堡。1951年秋天,一位年近半百的佝偻老头,搬来这儿居住,在自己住处开了家诊所,靠微薄的医疗收费为生。老头叫塞利纳,周围住户都不认得他,可法国文学界记得他,十几年前他以一部《茫茫黑夜漫游》震惊法兰西文坛。不过眼下的塞利纳过得很潦倒,他刚获赦免从牢里放出来,在女友莉莉的陪伴下,找到了这个住所。

塞利纳对默东还是很满意的,这里虽然环境简陋,刚搬来时连暖气都没有,但可以眺望巴黎,这点对他很重要,只要能看到巴黎,他的心里就踏实,一个热爱写作的法国人,心中不能没有巴黎,虽说他的作品是写给所有读者看的,但首先是写给巴黎那些评论家们看的,他需要那些半懂不懂的评论家,需要通过他们自以为是的评论,将他作品里的种种想法传达给世界。

这个法国人为什么在战后坐牢?原因很简单,曾经与纳粹合作,犯下的是通敌罪。其实他跟庞德一样,只有恶言没有恶行,只是同情鼓吹纳粹理论,塞利纳要更进一步,直接宣扬反犹思想,战后自然要遭受惩罚。实际上战争临近结束时,塞利纳就预感不妙,开始策划逃亡,但很快在丹麦被抓获,押解回法国受审。在众多文学界大佬的联名呼吁下,又考虑到他在一战时从军,曾为国身负重伤,当局最终释放了他。

于是塞利纳隐姓埋名来到默东,一住就是十年,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法国甚至世界似乎忘记他了,但他望着远方的巴黎,并没有忘记法国和世界。他开始撰写《逃亡三部曲》,讲述自己由法国到德国,再到丹麦的逃亡历程。1957年完成第一部《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金龙格译,漓江出版社,即出)。作家在书中用惯用的嘲讽语言,叙述自己一路上目睹的人生百态,维希政府穷途末路,跟随的法国人身上长满疥疮,一副末日景象。

小说出版后,不出所料直捅巴黎评论界的马蜂窝,各种观点嗡嗡响起,批评者认为是垃圾,是“发臭的水龙头流出的阴沟水”,赞美者则认为塞利纳因此书死而复生,重新回到了法国文坛的中心,称赞他是现代法国“惟一能与乔伊斯比肩的散文家”。《城堡》英文本1968年在美国出版,译者拉尔夫曼海姆因翻译此书获197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奖。

塞利纳虽深居默东,但前往探望他的崇拜者不曾间断,尤其是美国的垮掉派年轻作家,似乎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了归宿感。连身为犹太人的金斯堡,也成了这个反犹作家的粉丝。凯鲁亚克评论说,《城堡》是“这世界腐烂与癫狂的写照”。塞利纳1961年死于动脉瘤破裂,这是一战留下的旧伤,安葬于默东周边的坟场,数年后故居忽遭火灾,所有手稿连同家具灰飞烟灭,最具象征意味的是,他生前喜爱的鹦鹉托托,因鸟笼地处偏辟而幸免于难,而后一直喃喃自语,如同复述作家本人的末日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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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5 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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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分类: 看中国

没有标签的时代

             沈东子

 

 

我对转基因很少表态,因为不了解,但对转基因的争论还是关心的。最近看到报道,袁隆平先生建议国家增加对转基因研究的投入,说转基因是未来农业的方向。反转人士对这个观点很失望,甚至很愤怒,认为袁先生背叛了自己原先的立场。袁先生原先对转基因持什么立场,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是许多人的偶像,他长年研究的杂交水稻,大大增加了产量,没有亩产千斤,至少也有六七百斤,这是很大的成就。

那么袁先生为何改变对转基因的看法呢?我想当中一定有漫长而纠结的过程。其实对于杂交水稻,一直有观点认为就是转基因的一种,袁先生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当然比常人更清楚杂交水稻的原理,如果不是转基因,他一定会很骄傲,毕竟是独家创新,可袁先生是科学家,他明白杂交水稻哪怕不是转基因,与转基因之间也只隔着一层纸,这层纸迟早会被捅穿的,与其被他人捅穿,不如自己找个温柔的方式轻轻挑破,以免到时候太尴尬。

反转人士有两个很重要的论点,一是认为转基因食品含有不孕基因,吃了会得不孕症,也即所谓断子绝孙,理由是转基因农作物不产种子,第一年收成后如果想种,必须再向种子公司比如孟山都去买新种子,而种子公司垄断了种子,就可以高价售出从中获利。事实上杂交水稻也是不产种子的,也要购买种子才能继续种植,如果我们吃了杂交水稻,是不是也会患不育症?

反转人士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且不论转基因是否有害健康,我们至少应该有知情权吧?有选择吃或不吃的权利吧?这个观点曾经深得我心,认为选择是最基本的权利,哪怕政治没选择,至少食品应该有选择吧。然而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对杂交水稻又何尝有知情权?市面上从来没有哪种米标签为杂交水稻或非杂交水稻,我们从来不知道吃的米是杂还是非杂,而据说杂交水稻已占市场稻米份额的6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吃过许多杂交的稻米。

实际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吃掉的毒油毒奶毒菜何止千百,虽然不乐意,但也很无奈,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拒绝标签转或非转,杂或非杂的理由,那么市场上为什么拒绝标签呢?我理解并非吃了会断子绝孙,我们知道驴马交合产下骡,骡是不会生育的,但人类不会因为吃了骡肉而绝育,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拒绝标签转和杂,是因为转和杂不好吃,标签后顾客不愿买。设想转基因转出来的食品味道鲜美口感良好,吃货们早就上了,哪管它孕不孕。

杂交水稻据说是很不好吃的,煮出来的米饭没有香味,这在饥荒年代不是问题,可以挽救很多人免于饿死,但在和平年代就不一样,大家会更注重口感,于是杂交水稻就不受欢迎了,转基因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说是可以解决粮食问题,问题是在有选择时谁愿意吃?不好吃自然没人买,没市场就没利润,这是转基因面临的困局。

把转基因说成洪水猛兽,甚至是洋人祸害中国的阴谋,许多人愿意听,本来对洋人就不信任,这样说如同号召抵制洋节,很合老百姓的心意,但如果说杂交水稻也可怕,大家在情感上就未必认同了,毕竟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表态赞同研究转基因,认为转基因是未来农业的方向,自然最有说服力。我很佩服袁先生的勇气,他知道这样说会挨骂,但他让内心服从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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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4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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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分类: 看世界


一百双嫉妒的眼睛

              沈东子

 

 

弗兰纳里奥康纳生活于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佐治亚是农业州,若论经济规模,远不如北方的宾州、麻省,连隔壁的佛罗里达也不如,但这片盛产花生、玉米的土地,同样适合产生大作家。奥康纳为了写作,曾北上求学,先后在爱荷华大学创作室和纽约的雅豆写作营待过一段时光,结识了不少同时代的文学大腕,但她大半生是在佐治亚度过的,小说也都以佐治亚为背景,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女作家。

奥康纳擅长写作短篇,《好人难寻》《救人如救己》等在《纽约人》发表后,纽约文坛为之一惊,连一向挑剔的评论界,也开始议论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女人,有记者想采访她,通过编辑部才知道,她远在佐治亚,到达佐治亚后才发现,她住在米利奇维尔,这里不仅离纽约、华盛顿很远,距州府亚特兰大也有一段路程,然而这座城市是佐治亚的旧州府,承载了南北战争的记忆,满城都是昔日辉煌的痕迹。

谦逊是中国人的美德,有时候过于谦逊会妨碍作家的成长,奥康纳在这一点上毫不客气,记者在采访临近结束时问她,对美国南方文学有什么看法,她说“我在哪,南方文学的中心就在哪。”这句话充满霸气,掷地有声,如闪电划过长空,喧闹的文坛立刻沉寂下来,开始仔细掂量其中的分量。平心而论,奥康纳的作品不算多,除了短篇,只写过一个长篇《慧血》,她不幸染上家族遗传的绝症红斑狼疮,只活了不到40岁,终身未婚且不见有明确的恋爱经历,然而简单的生活,让她规避了人世间的虚妄与繁缛,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奥康纳对世界的了解,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她的文学爱憎很分明,喜欢塞林格、马拉默德,卡波蒂和威廉姆斯让她“想吐”,至于卡夫卡,根本读不下去。孤傲的奥康纳有自己的偶像,那就是霍桑,有一根神秘的线穿越百年,将两人的灵魂连接起来,那就是天主教信仰。霍桑通过一个通奸故事,拷问人类的原罪,奥康纳则有一双世上最冷的眼睛,看见谁,谁的内心就会结冰。她的眼光如手术刀般精准,将灵魂的斑点剔出来分析,于细微处洞悉人性的高贵与邪恶。

她个头娇小,在生命的晚年喜欢养孔雀,最多时养了一百多只。我们惯常把孔雀视为美丽的象征,西洋人不这样想,在西洋文化的语境里,孔雀意喻为嫉妒,传说天神赫拉嫉妒宙斯的情人艾奥,派百眼巨人阿耳格斯监视她,结果巨人被宙斯杀死,赫拉将巨人的一百只眼镶在孔雀尾巴上。当年轻的女作家拄着双拐,行走在孔雀群中,设想有一百双嫉妒的眼睛注视自己,那感觉一定是很奇特的。

奥康纳的小说语言,如孔雀羽毛一般华丽精致。“人在挣扎苦忍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会热爱这个世界。”这是她给世人的赠言。这个女人的生命如昙花一现,但留下的小说却如美酒耐人回味,普利策奖通常只授予活着的作家,但奥康纳太出色了,因此在1972年,也就是奥康纳去世八年后,评选委员会破例将当年的奖项授予《奥康纳小说全集》,以示对她的缅怀与敬意。如今米利奇维尔应证了女作家的预言,已成为后代文青景仰的文学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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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9 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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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看中国

译家的定位

              沈东子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20年,我对译家有自己的判断,译家要有所取舍,不是什么都能译的,译小说的未必能把诗歌译好,反过来,会译诗的不见得能译好小说,精明的译家会在文体上有所选择。哪怕译同一种文体,比如译小说,也要找准最合适自己的流派,能译好某个作家,未必就能译好所有作家,福克纳的愁肠百结与海明威的明快简洁,完全是两回事,马尔克斯的魔幻与博尔赫斯的玄妙也有天地之别,如果交由同一个译家来译,再好的译笔恐怕也难传神。

作家有自己的风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译文特性,优秀的译者会在二者之间找到结合点。通常来说,成熟的译家是比较执着的,会专注于自己熟悉的作家或流派,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翻译研究中,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像是专事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朱生豪,以翻译巴尔扎克、雨果闻名于世的傅雷,译毕《契诃夫小说全集》的汝龙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文学译著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有的反而下降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版权合同有一定的时效性,这就使得出版社为了尽早出书,无法从容寻找合适的译者,译者为交稿时间所限,也无法从容修订译文,那种沏一壶清茶,写几行闲散译文的场景已属奢望。漓江社早年出过一本美国垮掉派名著《在路上》,封面语“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在年轻背包族中风靡一时,此书也曾风行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该书后被某出版社买走版权,出了一个新译本,按说有新译本当然是好事,但译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并不喜欢这本书,感觉只是一本流水帐,缺少文学性。这就很让人惊讶了,如果不喜欢,自然也就不会有翻译的热情,自然也就不可能译好,那么为什么还要硬译呢,为了稿酬或者仅是完成交给的任务?把一本名著交给一位毫无兴趣的译者,这样的委托机构也太缺乏眼力了罢。该译本果然未获读者好评。

翻译是需要激情的,很多年以前,由于我译过《呼啸山庄》的缘故,北京十月文艺社约我译《简爱》,准备出勃朗特姐妹文集,合同也签了。我译了两章后发现,虽说同为姐妹,夏绿蒂的才华是不及妹妹艾米莉的,姐姐更擅长理性描述,这不太合我的胃口,兴趣自然大减,于是决定放弃,向出版社道歉。我喜欢绚烂多彩的叙述,文句可以不华丽,激情不能不洋溢。

一位译者适合译什么样的作品,除了编辑给出建议,更重要的是译者自己要有判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心里要有个准数,仅仅识得几个洋文,并不能保证可以成为译家,做文学翻译的,未必译得了机械包装纸或药品说明书,同样的道理,要想译好文学,首先得喜欢文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或作家,像对待西洋猫那样宠爱那些西洋文字,把他们渐渐汉化成中华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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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3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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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看世界


成名之道

                                               沈东子

  

 

作家的成名模式,是可以寻到轨迹的,通常从喜欢读书开始,继而写一点心情文字,那文字发散开来便成了散文,在报刊发表后受到鼓励,转而尝试写小说,由短篇到中篇,又由小中篇到小长篇,争取在大刊物上刊载,又争取上大刊物的头条,接下来就是研讨会,发报道,请评论家品头论足。记得程永新似乎说过这样的话,在《收获》发表三部中篇或一个长篇,便可成为全国性作家了。

从这层意思上说,大刊物实为无名作家晋升的平台,当一个作家想到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大刊物上,面对的是全社会的读者,这时他会想得更多,作品会产生质的飞跃,由小作家渐渐转型为大作家。不过大刊物有时也会陷入迷惘,比如《收获》近年连载的黄永玉长文,其繁琐让我望而生畏。刊物可以兼容并蓄,但读者未必能跟随。

作家的成名模式在美国也很相似,初学者都梦想能上《纽约人》、《大西洋评论》,能在《纽约人》一口气刊登一组短篇,立马会引起全国关注,出本书如能得到《纽约时报书评》的评点,哪怕是贬损,也是一种荣耀,当年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兹比》出书后,整天紧张兮兮地翻看《书评》,有一天终于看到有评论了,高兴到几乎昏死。

当然这是菲兹杰拉德、卡波蒂之类的成名之道,这些作家出身低微,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必须有才华,还要够勤奋。西人喜欢说人人生而平等,此语只针对人格有效,事实上各人的起跑点并不一样,出身有时是致命的,布什家族的孩子如果也写作,写得有卡波蒂一半好,名气一定会超过卡波蒂一倍不止。

我向来认为林徽因的文字不及杨绛一半,但世人似乎更愿意津津乐道前者,盖因由林徽因可以说到梁思成、金岳霖、谢冰心,还有徐志摩,由徐又可以说到陆小曼,还有洋小曼,曼斯菲尔德,可以绕好大一个圈。杨绛就素淡多了,只有一个钱钟书,当然姿色也不如林。可是杨的文字真的好,记得读过一篇她写五十年代上天安门观礼的短文,人家的眼里是旌旗招展,她却只写洗手间见闻,貌似恭敬实则暗藏讥讽。

出身豪门的作家如艾略特、维达尔、洛威尔等,是不在乎这种模式的,他们更在意自己作品的内在力度,希望用作品本身,而不是发表的方式,开拓崭新的创作模式,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些人追求的不是成名,而是社会影响力,他们生来就有功名,不再需要去追逐,维达尔是肯尼迪的内弟,视白宫如自家后花园,卡波蒂进过一次白宫后到处吹牛,结果招来维达尔无情奚落,说卡“说谎如放屁一样自如”,两人遂成死敌。

不过自从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一切都改变了,大刊物作为平台的影响力受到冲击,自媒体应运而生,每个人都可以把作品放网上供人评点,因为不用害怕被拒绝,因而写得更自由也更随心所欲。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的年轻,作品的松散随意,注定内容显得不够内敛,而我们都知道,真正优秀的作品需要隐忍,隐忍才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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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2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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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历史

旅游

分类: 看世界

长凳子

             沈东子

 

 

我以前对相由心生的理解,停留在面相上,以为指心里想什么,便会呈现于脸孔,后来发现身体也会受影响的,整天想着人世间的苦难,自然会形容枯槁,比如耶稣。近来我读了几本索尔仁尼琴的书,心里老想着他服苦役的情景,似乎不堪苦役的压迫,身体不知不觉地也蜷缩了,加上穿灰黑色的棉外套,又不怎么在乎边幅,估计看上去有点落魄,哪怕不是劳役犯人,至少也是个临近乞讨的穷人。

我对自己的穿戴确实不怎么在意,更在意的是温暖的阳光。我很羡慕金秋时节,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子上打瞌睡的人,自己也曾在一张长凳子上,与一位老黑人比邻而坐,坐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任阳光透过树枝落在背上,看枯叶在风中飘飞。那天我见到两个家庭在公园相遇,先是一方的小男孩看见了对方的小女孩,欢叫着奔过去相拥,都是四五岁的孩子。

两家大人也很高兴,哈瓦油哈瓦油的打着招呼,大人的友善有多少真实性不得而知,两个小朋友的亲情那可是真的,大人们都聊完了,小朋友还不愿告别,后来终于分开了,挥着小手说再见,走了大约十来米,男孩忽然转身跑向女孩,又抱了一下才随父母而去。这样的场景其实很普通,无非是曾经的邻居,孕育了两小无猜的友情,只是比起所谓的景点,这样的场面更动人。

漓江边也有长凳子,这段时间因为腿伤,我有时会拄个拐杖,坐在穿山对岸晒太阳,想想东,想想西,光阴就过去了。有人会说这岂不是虚度光阴吗,抓紧时间做点事多好?是的,确实是虚度,只是我觉得光阴本来就是拿来虚度的,就如同浪掷一把青春,也好过谨小慎微过一生。一次我正晒着十二月的阳光,想着索尔仁尼琴身穿破烂的棉外套,在劳改营被搜身的那张照片,内心有些黯淡,这黯淡反映在身体上,自然就是佝偻。

这时旁边忽然出现几个年轻人,他们骑着几辆黄色的共享单车,一阵风就直接骑到了江边,依然坐在单车上,身姿轻灵而矫捷。我抬头看,是三个年轻人,一姑娘和两小伙,都背着背包,其中一小伙穿的是耐克鞋。他们对沿江的景色赞叹不已,尤其是耐克男孩,语速又轻又快,一听就是大城市人。

耐克男孩忽然注意到我,便问这位大叔是本地人吧?我点头。他说我们是从江苏过来的。我通过口音,已经猜到了。他问大叔没去过江苏吧?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点头或摇头都不合适,江苏那么大,不好说去过或没去过,于是我没吭声,只是看着树叶的光影,在他年轻的额头上晃动。他又问大叔一直生活在这儿,没离开过吧?女孩可能觉得这话伤我的自尊,赶紧说其实这儿挺好的呀,空气特别好的呀。

耐克男孩说我们一路旅游过来,去了长沙、昆明。另一个男孩插了一句:明年还要去美国。女孩立即反驳说美国签证太难了,实在不行就去澳洲吧。耐克男孩说澳洲有什么意思,要去就去欧洲,我爸说他最喜欢巴黎,哎,你们看,那山挺有意思,有个洞洞的那座,我查查看,哦,叫穿山,不知穿过那洞洞会是什么地方,不会是海南岛吧?三人哈哈大笑。我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开了,心想索氏那件破烂棉外套的口袋里,应该有一部和合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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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5 11:44)
分类: 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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