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季羡林先生的一次交道
如今的生活就是这样，人活着时似乎没人记得，去世了忽然被人想起。季羡林老先生去世了，我想起与季老交往的一件事。九十年代中期我准备做几套大师文集，当中第一卷做的是印度文豪泰戈尔，丛书名叫《大师文集·泰戈尔卷》，收录了泰戈尔的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文论和传记，各做一卷，后来我想到漓江社早年曾出过一本书，是由印度女作家黛维夫人撰写的《泰戈尔谈话录》，这本书用散记的形式，描写泰戈尔四次造访作者父亲的情形，也算是泰翁别传之一种，收入文集也是合适的。
我把书找出来，发现译者是季羡林季老。当时有点纳闷，季老是东方学大师，潜心研究博大深邃的古印度文化，译《罗摩衍那》还译不过来呢，怎么会有时间译这样一本小书？细读序言才知道，原来作者黛维夫人的父亲是泰戈尔的朋友，黛维夫人本人是季老的朋友，这本书是作者专门请季老翻译的，有这样一段渊源，这本书当然也就有点意思，收进《泰戈尔卷》，对中国读者了解泰翁是有益的。于是我给季老写了一封信，表示想把这本书收进丛书，同时说明两点，第一考虑到丛书名上已经有泰戈尔三个字，建议把《泰戈尔谈话录》改名为《炉边谈话录》，第二考虑到译本原来出版过，虽然改名做新书出版，但稿费标准会稍微低一点，希望季老谅解。
我做过不少书，接触的作者译者不计其数，坦率的说，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有端架子的，有摆名士派头的，有出书前恭顺出书后不理人的，还有深更半夜打电话的呢，一个作者被退稿了，凌晨五点来电话发牢骚，说自己写本书多么不容易，说了十来分钟，提醒她现在是凌晨，她说哦，对不起，我忘了，我在加拿大。一个译者要求出书时，把自己的照片跟作家照放一起，都放封三，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写封邮件把我一顿臭骂。还有一个大学女老师直接威胁我，说如果不出她的译作，就把我们领导做的丑事公之于世，我当时有点纳闷，把我们领导做的丑事公之于世，关我什么事呀，我还以为她要把我做的丑事公之于世呢，真是连吓唬人都没学会。自然不理，结果也没见什么惊天动地的丑事被公之于世。
我发现有这样的规律，越是有学问的人，态度越平和，沟通也越容易，书出成也好，没出成也罢，都是朋友，因为组稿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各个研究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文学所、哲学所、外文所、历史所、宗教所的都有，季羡林曾任南亚研究所所长。闲话不多说了，还是说回季老吧。季老很快就回了信，“稿费标准，我同意，改书名，也可以。”字迹清晰有力，同时寄回了签字盖章的出版合同。真是够爽快的。季老一生著作等身，我不过只编辑了他翻译的一本小书。《大师文集》因为种种原因，只出了《泰戈尔卷》，我因为这卷书的编辑组稿，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的季羡林，那年季老84岁。
看完《越狱》第一季
花了几个晚上，一口气看完了《越狱》第一季。这个电视剧早就热闹过了，我算是赶了场尾墟。越狱的电影和电视以前也不是没看过，但这场越狱可谓惊心动魄，情节安排紧凑到极致，里面的险情一个接一个，你一口气刚喘上来，下一个险情又出现了，对几个囚徒命运的牵挂，让你的心时时都悬在嗓子眼上。不过这只是情节刺激的一面，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视剧里表现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说白了，就是看待国家与公民权利的视角不同。
西方文化把政治和权力直接说透，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各集团的利益得到满足，大家相安无事，局势是稳定的，如果利益发生冲突了，就动荡，总统副总统不过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一旦不符合利益的需要，马上就换掉。既然社会是各方博弈的格局，那么因为种种厉害关系，许多人会成为牺牲品，会蒙冤，变成西方的杨乃武，二十一世纪的窦娥。
《越狱》把世人所有的同情，全给了囚犯，这一点与东方文化更不相同了。电视剧告诉我们，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不是怪物，也是人，许多人是无辜的，有被拉做替罪羊遭陷害的，有因小错被当重罪判的，有检举驻伊拉克美军虐囚遭报复的，当然也有真实的罪犯，黑社会老大，杀过人的鸡奸爱好者，但每个犯人背后都有动情的故事，为了情，为了爱，为了家。人不是生来就犯罪的，这是《越狱》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也是它高于其他越狱片，受到观众追捧的原因，只要你还有良知，就不得不为那些囚犯们的命运担惊受怕。
至于政客、大公司代理人、联邦调查局特工、警察、狱警都是被嘲笑的对象，不是愚蠢贪婪，就是狡黠狠毒，全都冲着钱而去，围绕钱设置一个个阴谋，好在国家还有法，只要懂法，一个手无寸铁的律师也能掀翻大公司的盛宴。一个国家有法，才能被叫做国家，否则是庄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相当于庄园主和奴隶。剧本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演绎得十分到位。相形之下中国大牢里冤狱也不少，但作为国家的镇压机器，司法的法院，执法的公安是不能嘲讽的，非但不能嘲讽，哪怕做了坏事，也要尽量遮住，实在躲不掉，暴光时还要加上“少数”，“某些”，“个别”之类的字样，生怕有损专政机关的威严，这恰恰说明中国距离法治还很远，老百姓拥有的公民权利还很少。
《越狱》的迷人之处，还在于教你怎样越狱，从小处说是越狱的细节吸引人，比如将螺丝钉磨成起子，用几种药水混合腐蚀钢管，把信用卡做成门卡，打开地下室的阀门注满水，凭水的浮力摸到高处的窗户，握块肥皂假装摔交扑到狱警身上，摁下钥匙形状等等，充分展示出人在艰难环境中焕发出来的才智，导演毫不吝啬地把各种方法告诉大家，好象有朝一日我们都可能去坐牢，这些办法都能派上用场。往大处说则是教会你如何摆脱人生困境，无论多艰难，都不要丧失信念，相信办法总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不是上帝没有眷顾你，而是你的修炼没到家。当然也不是没有可挑剔之处，比如21集瘦老头将壮实的副狱长打晕，还捆绑得严严实实，就有点超乎老头的体力了。
整个第一季22集气氛紧张，环环相扣，看到你心跳，特别是看到囚犯们最终穿墙而过，逃出生天那一集，看到一半时去厨房洗了一堆碗，才回来继续看完。有意思的是，这部戏本来是一出男人戏，牢里全是大老爷们，可是观众中女拥趸也很多，叫好的更是不在少数，可见真好看的戏，会吸引不同的性别。《越狱》第四季据说都出来了，是不是接着看第二季，第三季，还没想好。有点像做广告了。
如果心变成不能浸水的海绵
我读诗不多，因为这年头虽然许多人写诗，可多数人写出来的只是字。诗要比字高明很多，诗是超越字的激情，字只是运载激情的工具而已。可是有的写诗的人，没把注意力放在激情上，只放在字上，所以写出来的诗，只是字的分行。写出来的只是字，说明只拥有字，那么怎么样才能写出诗呢，诗人得拥有良知。我总以为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或者成为诗人，或者什么也不成为，他可能去卖唱，行医，流浪，但决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去经商或从政，因为诗是功名的天敌。这种观点可能比较偏激，会招致反驳，但好在我也能找出例子，支持我的说法，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就是一个。
米沃什被称为波兰的良心，他在《作家的自白》一文中写道：“至今为止，我没有写过任何谀词来巴结任何当代政治家。”的确，米沃什是位专为写诗而活着的人。在他的诗中，你看不到虚假的粉饰，找不着廉价的赞美，听不见病态的呻吟，你能感受到的是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真切的呼声。任何诗人从表达自我心声，到超越自我而表达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心声，都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求索过程。
米沃什是波兰人，但出生于濒临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公国富于神话和诗，曾经是该地区文化最为灿烂的古国之一，但近百年数度被强大的邻国轮番占领，连首都维尔诺都被改名叫维尔纽斯。米沃什在维尔诺完成大学学业，后来先后出任波兰驻美国和法国的文化官员，1951年从大使馆出走，成为所谓叛逃作家。一个用母语创作的人，要下决心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谋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离开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大量母语读者，对于作家而言，离开读者就如同鱼离开水，是很痛苦的。那么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决心呢，原因也还是跟痛苦有关，因为新政权要实行思想一致，对任何异端，不仅政治异端，哪怕是文学创作的不同见解和手法，也要进行管制，一个作家不能自由创作，就像人不能自由呼吸，痛苦可想而知，所以米沃什不得不走。在这一点上，米沃什的走，与张爱玲如出一辙。
事实证明，多数选择离开祖国自我放逐的作家，在异国活得都不容易。米沃什在西方并不走红，至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他是寂寞的。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一来在祖国不能出版，二来无法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因此长时间陷入苦闷中，数度产生过自杀念头。后来主动与人合作，将自己的诗歌译成英文，情况才有所好转。像许多流亡诗人一样，米沃什离开故土后，对故土的怀念更加强烈了，他怀念的当然不是故国的统治者，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值得怀念的，他怀念的是波兰文化，那种文化使波兰人变得宽容而达观，充满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和对一切极权的不信任。
波兰民族出过哥白尼、肖邦、显克微支等伟人，两度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居里夫人也是波兰人，所以波兰人素来有强烈的自豪感，一贯蔑视强权，纳粹占领时期著名的华沙起义，为波兰人赢得了不屈服的尊严与荣耀。1968年苏军占领下的华沙，一家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该剧严词谴责沙俄对波兰的野蛮占领，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演员在台上朗诵抨击沙皇的台词，观众在台下欢声雷动，一片喝彩，后来演变成街头抗议游行，并导致12年后团结工会的出现。波兰团结工会的存在是东欧的奇迹，它所倡导的非暴力反抗模式，最终引发了东欧政权相继垮塌的多米诺骨牌。
流亡时期的米沃什，时时都在感受生为波兰人的痛苦。在《存在》一诗中，他描写自己忽然有一天在巴黎地铁站看见一个美丽的同胞少女。
“我望着那张脸，目瞪口呆。地铁车站的灯光飞闪过去；我没有注意它们。如果我们的视觉缺乏剎那间恍惚地吞噬物体的绝对能力，那么所能做的一切，不过留下了一个理想形式的真空，一个有如从一幅鸟兽画简化出来的象形文字的符号。一个微扁的鼻子，一个头发光滑后梳的高额头，下巴的线条——但视力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而在一种略带粉红的白色里，有两个雕刻的孔穴，装着一片黑色的闪光的熔岩。……因此我觉得，多次试图称呼世界之后，我只能够重复唠唠叨叨地重复任何力量也达不到的最高的独特的声明：我在，她在。叫喊吧，吹号吧，组织千万人的强大队伍行进吧，跳跃吧，撕碎你的衣服吧，只是重复：存在！她在拉斯帕尔站口走出来。我被抛在后面，和大量存在物一起。像一团海棉，因不能浸水而受苦；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苦。”（引文均为绿原译，下同）
“一个微扁的鼻子，一个头发光滑后梳的高额头，”一对明眸如同“黑色的闪光的熔岩”，亚洲人可能认不出街头行走的欧洲人属于哪个国家，可欧洲人相互是可以辨认的，更何况是敏感的诗人。“她从拉斯帕尔站口走出来，我被抛在后面，和大量存在物在一起，像一团海绵，因不能浸水而痛苦，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难。”当一个人的心，变成一团不能浸水的海绵，那是干的，是一种寂寞到极致的痛苦。
《一个诗的国度》描写诗人经历颠沛流离的心路历程，终于来到了诗的国度。诗人发现自己拥有了“一架前后颠倒的望远镜”，世间万物都浓缩变小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变得如此一目了然，以致“我不觉得有必要在写作中传达它们”。他曾经对个人前程忧心忡忡，为自己遭受的苦痛抱怨命运，甚至为自己“时间消磨在洗衣弄饭之类的琐事上面”而愤愤不平。可是，现在“每分钟世界的惨状都使我惊讶”，以致以往的那些个人恩怨显得那样渺小。“现在，我小心翼翼地切着葱，挤着柠檬，准备各种各样的调料。”
意识到了这一点，诗人也就跳出了狭小的情感世界，开始进入到诗的国度，以宽容怜悯的目光看待人性的弱点，同他人共同承受生命的痛苦，而不再仅仅要求上帝把痛苦从自己身上移开。“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把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尽管各人的生活背景千差万别，但是每一位诗人在超越自我痛苦走向更广阔的内心世界时，都要经历这样一种历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谓诗的国度其实并不在外界，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当一个人开始转向内心，用良知这副望远镜遥望世界时，哪怕他不写字，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诗人的行列。米沃什在叙述自己回归内心的这一艰难过程时，运用了海边礁岩的一个比喻。“我梦见我呆在水上一片狭礁之上，那里有大海鱼在游动。我害怕我向下一望就会跌下去，所以我转过身来，用手指抓住粗糙的石墙，背对海慢慢移动……。”
《拆散的笔记簿》是米沃什的获奖作品，漓江社八十年代曾经出过中文译本，绿封面的译本是绿原先生译的。原作第四十三页写到了生与死：
“他走着，不像歌曲里的士兵，疲惫不堪，走过沉闷的田野和林子，而且走过许多房子，其中许多已经成形的形体的声响和颜色爆裂着，闪耀着，沸腾起来。这里一队隐居在中世纪村落的风笛人，爬上一个草坡，向一个他们将在那儿为战斗演奏的高原走去；那里维利亚河的潮水升得很高，达到大教堂的台阶，而在四月的亮光下，涂着蓝色、白色和绿色条纹的划子在教堂尖顶下面四处游弋；那儿，采覆盆子的小男孩在长满忽布蔓叶的坟地跌倒了，他们弯下身去辨认那些名字：浮士德，希尔德布兰德。当真，我们何必关心生与死呢？”
对于凡俗的我们，出生和死亡是生命的两个点，但在诗人眼里，生生死死不过是生命的延续，在生与死的漫长较量当中，每一个个人最终都会被死神拉走，但获胜的总是人类，因为人类获胜的方式不是无限延长个体的生命，而是以群体生命的延续来实现个人的意愿。死亡像贪婪的蛆虫，一刻不歇地咀嚼着生命的肉体，但植物照旧百花争艳，昆虫依然嗡嗡嘶鸣，每到夏日鲜嫩的蜜桃便会挂上枝头，因此叔本华说，死亡只能使世界变得更美。设想一下如果生命只有生，没有死，世界会是怎样的景象？那时候世上挤满了老头和老太婆，一家人很可能不是四世同堂，而是四十世同堂。“我们何必关心生与死呢？”人类历史是在无数的生与死当中不断延续的。
我喜欢的作品还有这首《多么丑啊》，这是米沃什诗歌中不多见的反讽意象，寥寥几行就把世故的老男人写得惟妙惟肖：“多么丑啊，那些老家伙，连同他们/长在胸口和肚子中间凹窝里的毛/因坏牙而引起的愁思，烟草的臭气/以及他们肥胖而有经验的微笑。”可能有读者说干吗把老男人写得这么丑，人总要老的呀，那有什么办法？可是这世界确实受制于众多大权在握的老男人，受制于他们那“肥胖而有经验的微笑”，人世间的许多不公平，都是由那些微笑造成的。1989年，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9年后，米沃什回到祖国，2004年去世。
冷战留下的最后一口痰
朝鲜发展核武器，最大的受害者当属中国，一来中国距离朝鲜近，朝鲜那点导弹吊美国本土不够，虽然精确度不高，但晃晃悠悠吊到北京郊区还是绰绰有余的，二来中国是1953年停战协议的签字方之一，按理说是朝鲜的盟友，这就给出了一个难题，保持沉默似乎在纵容金正日，开口谴责又有背叛盟友的嫌疑，处境很是尴尬，第三，平壤的核威慑政策，毁掉了中国苦心经营的六方会谈，而这一度是中国当代外交的标志性产物，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外交颜面。还有一点很危险的，朝核给日本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强大理由，日本要对付朝鲜核威胁，自己就要造核弹，资金、技术都不缺，只需过法律门槛，此槛一过，以日本人的能力，造出的核弹大概强力如三菱重工，精确如东芝索尼。
北京的智囊团大概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保持三八线的军事对峙，让朝鲜半岛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最为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想法在过去五十年管用，如今应该有所变化了。朝鲜是冷战的最后一块残留物，我们的思维却不应该停留在冷战时期。其实大家都清楚，高丽民族最终是要统一的，问题是统一在谁的旗帜下？中国担心的是，如果半岛被韩国统一，出现一个亲美国的政府，类似战后的日本政府，那会比较麻烦，仿佛又陷入当年反华包围圈的噩梦。其实稍微留神就可以注意到，环顾四周边境，目前最亲美的政府是巴基斯坦政府，而巴基斯坦恰恰是跟中国关系最稳定的邻国，当年中美眉目传情，还是巴基斯坦牵的线。
反过来假设，如果半岛被北朝鲜统一，那会是怎样的景象呢？用不着太多的想象，越南就是最好的例子，被北越统一后的越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敌意，不但想建立印度支那大联邦，还朝昔日的盟友反咬一口，这是由政权的属性决定的，几乎所有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都会与原来的援助者翻脸。越南如此，老挝如此，朝鲜能例外？更何况金正日的美梦还没实现呢，就已经对中国深怀不满了。
小金金正日的权力是由老金金日成传下来的，现在又准备传给他的儿子小小金金正云，一个号称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政权，21世纪实行的却是封建专制的王朝世袭制，把一个国家当私有财产传给本家族的成员，这是对奉行财产公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相信不但为全世界所轻蔑，也为有良心的朝鲜人所不齿。老金当年冒然越过三八线，将中国拖进韩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志愿军伤亡累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小金又以核弹为要挟，企图绑架国际社会。小金选择这样的时机进行核试验，完全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为了顺利完成金家政权的交接，至于老百姓没饭吃，整天想拖家带口越过鸭绿江逃往他国，小金不关心，也不在乎。面对这样一个家族政权，中国有什么理由留恋呢？
战后的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但随着西德经济迅速壮大，戈尔巴乔夫开始意识到，德国终归是要统一的，一个统一的德国对俄罗斯是有利的，可以减免莫斯科的经济负担，缓解德国民族对俄罗斯的怨恨，因而最终同意打开勃兰登堡门，拆掉了柏林墙，反观撒切尔夫人，因害怕老对手德国变得过于强大，曾力阻两德统一，因而被德国人嘲笑为小妇人。面对朝鲜问题，中国要做的事，从长远看，应促成半岛统一在韩国的旗帜下，让韩国成为东北亚中、日、韩三角中更强有力的一角，相信统一后的韩国会感激中国的推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要促使朝鲜放弃金氏家族统治，由个人独裁慢慢过渡到相对民主的集体领导机制。任由金家一代一代坐下去，只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徒增祸害。
我的漓江步道梦
世上有一种徒步旅行爱好者，喜欢背着包靠两条腿四处游走，用腿走出来的感受，跟坐交通工具是不一样的。当然说是徒步旅行，需要乘车乘船乘飞机时，也还是要乘，因为这世界毕竟还没大同，除了大自然的沟壑，还有好多人为的关卡，你不过那些关卡，就进不了一片新的天地，所以许多时候，该乘车乘船乘飞机，还得乘，不过这并不妨碍短距离徒步旅行。对于普通旅行者来说，由于假期、体力、资金、安全等方面的原因，一天至三天的徒步旅行比较合适，时间太长或者体力消耗太厉害，那成旅行家了，旅行家是要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只是旅行者，不是旅行家，我们是我们自己，不是徐霞客。
斯文一点的徒步旅行，可以选路面干净齐整的步道，比如青岛滨海步道，这是青岛近年来新修的观光步道，西起团岛东到石老人，长达39公里，穿越海湾、岬角、八大峡、八大关等景区，路上没任何风险，属于情调漫步，适合恋爱阶段的人行走。
有点风险的可以举出虎跳峡，峡分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三段，在山间蜿蜒迂回约25公里，全程走完需要两天，我只走过上虎跳。沿途激流、峡谷、雪山、峻岭尽收眼底，在炎热的六月用望远镜朝上观察，可以见到云遮雾绕处的皑皑白雪，而下面只需穿短袖T恤。我在峡间遇到过脸盆大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虽说只有一块，但打在身上还是要命的，所以说有点风险，还遇到一群马帮，在一人宽的沿江小径上与我狭路相逢，当地人不怕，我不谙马的脾气，有点怕，怕哪匹马不高兴了，扬蹄把我踢下金沙江，只好胸贴崖壁站着，还担心背包把马儿挂着。若走完上中下三段，估计可以过足走路走到腿抽筋的瘾。
香港回归前去过一次大屿山，由友人带领，从天星码头乘渡船到长洲，再转小船到望东湾，沿大屿山南线的山路徒步走到大澳，那是另一种感受。那条路据说叫凤凰径，是徒步旅行者的天堂，一路山峦起伏，海天一色，钓石斑鱼，看木脚林立的临海渔村，听戒毒所里的年轻人，由护工陪着，面朝大海高声宣读誓言，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傍晚寄宿德国人开的青年旅店，吃了一盘意大利空心粉，寡淡无味，次日起床继续走。这条步道全长20多公里，我只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后来没力气了，到大路上坐班车到梅窝。
由此我想到梦中的漓江步道。设想有一天在市区滨江路的任何一个点，下台阶到漓江边，然后迈开脚步一路向南，脚下就有一条跟自然岸线契合，又比较适合行走的步道，一直通到阳朔码头，那该何等美妙！所谓跟自然岸线契合，是指沿河岸线弯曲前行，逢山摆一下渡绕开，遇溪架一座小木桥，尽量保持原生态。所谓适合行走，不一定都铺成水泥小道，只要跟周围环境协调，山路、沙土路、鹅卵石路，都可以，还要高低错落，有坎有坡，只方便人徒步走，不许走单车、摩托之类。沿线设一些指示牌，给徒步者指一下大致方向，免得迷路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五十多公里的黄金步道，相信会成为世上最美丽的步道之一。不知道这个梦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不会成为现实？
苦难的双桨在水中荡漾
苦难如今是一个时髦的词儿，用朋友龙子仲先生的话说，如今卖弄苦难成了一件时尚事。你的作品里有苦难荡漾吗，读起来苦吗？似乎有苦难才够恢宏，够博大。问题是苦难可以挂在嘴上吗，可以卖吗，卖掉的东西还叫苦难吗？我想趁新鲜卖个三五年还是可能的，只是回过头看，那苦难可能只是个笑话。这个话题老让想起契可夫的那个比喻，少女失恋和守财奴丢失钱包，二者都哭泣，二者的苦难都很真实，可是世人只同情前者。
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红楼梦》，是因为它的主线描写了宝黛悲剧，作家对那悲剧寄予了同情，叙述是从容的，文字是悲悯的，小说在描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也写了焦大的痛苦，可是如果曹夫子把大量笔墨给焦大，那小说就不叫《红楼梦》，叫《金光大道》或者《暴风骤雨》得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为什么焦大成不了怡红院院长。焦大其实是有可能成为怡红院院长的，如果他造反或者参加造反的话，或者说如果他革命或者参加革命的话，参加革命越早，就越可能做上院长，甚至做上府长，只是在曹夫子眼里，这种事情不值得描写，焦大再焦虑，他也不想写，他宁可写黛玉的泪花。
宝黛的爱情悲剧就像五彩斑斓的气泡，破了就没了，再也复原不了，是一种命运的无奈，命运的无奈有很多种，唐·吉诃德与风车做徒劳的搏斗，老人捕鱼捕回一架鱼骷髅（《老人与海》），相形之下，焦大的梦想是有奈的，他想升官发财，想得到漂亮女人，并为此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地位的痛苦，若干年后，焦大的痛苦，绍兴人阿Q也感觉到了。这种痛苦是有可能改变的，这种改变每天都发生。不客气的说，过往许多年，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获奖文学作品，以人的尊严为假托，描写的说是翻身做主，实际上是转换和聚敛财富，同情和赞赏的都是造反获得钱财，获得地位的过程，趁着乱世一夜间可以把他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攒的财富居为己有，这种过程可以感动并征服别人，但不能感动或征服我。
高尔基说过的话有的不象话，但也有很精辟的，他在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时说，单纯的物质转化不能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用浅显的话说就是，靠剥夺财富，把富人变成穷人的方式，不能改变社会的本质，只有创造出新的财富，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文学不是政治，也不是通讯报道，文学比政治和新闻高明得多，现实政治看重的是眼下利益的转换，新闻表述的是浅层次的苦难，文学追问的是人性悲剧的根源，这种悲剧绝不是苦难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它要比苦难丰富得多，它呈现的面貌可能是愁苦，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欣悦，淡定和宁静。
我曾经读过一本俄罗斯小说，大为赞赏，这赞赏被一个领导知道了，他也找来那小说看，看过后对我说，我不觉得那小说有多好呀。这件事让我既感动又纳闷，感动的是我赞赏的小说他也要找来看，真够给我面子的，纳闷的是为什么我赞赏的小说他也要找来看呢，难道他不明白不同的作品感动不同的人？那部俄罗斯小说是讽刺斯大林时期的专制独裁的，这领导一路顺风顺水，在毛泽东时代也没吃过多少苦头，当然看不明白作家深藏的讥锋，看不懂表面从容叙述下的血水涌动，大概在他读来，里面只有琐事而已。换言之，《金光大道》或者《暴风骤雨》是不能感动我的，还有《高山下的花环》，它们可能得过这种奖或那种奖，可是贴现实政治太近了，直接就贴在了政治的屁股上，不能感动我的原因也在于此。感人的作品有感人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不感人的作品也有不感人的原因，如果承认文学多元，这些本来都不是问题。
中共建党离不开共产国际，一大就是在两个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和马林的指导下召开的，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被尊为中共之父的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当时都未到会，二是虽然号称代表工农利益，但参加会议的12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工人，更没有农民。建党之初的中共，更像是一个学术团体，这样一个团体要想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有什么办法呢？办法还是共产国际想出来的，共产国际是很现实的，把夺权看做首要目标，当然不会满足虚的理论探讨，它要求中共多吸收工农党员，同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党，在南方有广泛基础，中共用蛹的方式寄生在里面，很快就可以渗透到各省党部和各支军队中，用最简捷的方式壮大自己。
在随后的国共较量中，中共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清党”幸存下来的领袖，一部分选择与国民党对抗，发动各种起义，包括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有的上山打游击，如朱毛，有的远走他乡，如叶挺、郭沫若，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退党，或者埋头做学问，如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本译者）、李达，或者转而与国民党合作，主要是与汪精卫合作，后来汪精卫投日，带去的人马中有相当多的是原来的中共高级成员，包括周佛海、陈公博（周、陈二人均为一大代表）、丁默村（电影《色戒》易先生原型）、李士群（原中共特科负责人）等。
生存环境的残酷导致残酷的党内斗争，一些人在肃反（如反AB团）中被杀，如许继慎、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曾中生、邝继勋等，多为军事领袖；一些人因害怕被整治而出走，如龚楚、孔荷宠；还有一批人死得很蹊跷，如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李求实等，表面上是被国民党捕杀，但史学界一直怀疑是王明等人告密所致。陈独秀后来一度在思想上靠近托洛茨基，组成所谓托陈取消派，也拉走了一批人，如刘仁静（一大代表）、高语罕、彭述之、郑超麟等，这些人被开除出党。中共从1921年建党，初期的经历充满了死亡和血腥，因而注定在以后岁月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始终是主旋律，而且温良恭俭让当中的任何一种品德，都不能保留在身上，保留只会给自己招来屈辱和失败，获胜的总是强硬派。党内斗争甚至比党外更激烈，到文//革时达到巅峰，贵为国家主席或元帅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都逃不脱被整肃的命运。
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有很长一段时间依然是在野心态，未能进入执政党角色，对城市生活尤其是大城市生活深怀恐惧，时时想重新上山打游击，似乎回到井冈山才有安全感，这多少也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战争熏陶，党距离早期的学术团体已经很远，具有浓厚的农民特性。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曾经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极大兴趣，他断定中共只是纯粹的土地革命者，是与苏共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共并非苏共的仆从，两党以后肯定会发生冲突，所以在抗战期间一直对中共持同情态度，敦促老蒋战后要给中共一席之地。因为有农民特性，自然会把进城视为畏途。要想适应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需要艰难的磨合，这种磨合过程是漫长的，只有等到在城市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接掌权力，磨合才算告一段落。相信新一代继任者的执政方式，跟前辈相比会有较大变化。
对城市的恐惧，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最为典型，电影把繁华生活看做腐蚀剂，对美女、跳舞、西洋音乐、咖啡甚至谈情说爱都戒备森严，这种方式有点像老和尚告诉小和尚，女人是老虎一样，反映的其实是老和尚的恐惧。人对舒适生活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革命的目的本来也是要让所有人过上舒适生活，否认这一点，革命就没意义了。更极端的例子可以举出红色高棉，进城后的柬共觉得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危机，于是为了便于管制，把居民不分老弱妇孺全部撵出首都，在金边的大街上种植蔬菜，试图用把城市乡村化的方式，实现对城市的统治，按说红色高棉的领袖都是留学法国的呢，不能说没见识，但也缺少征服城市的信心，结果很快就被逐出，依旧回扁担山打游击，直到分崩离析。
（二）整
小时候读毛语录，不明白意思，只是背，但是有一段语录印象很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很浅显，意思是说革命是流血，是暴动。吃饭，做文章，都是我喜欢的，但革命不是这些东西，喜欢这些东西，说明我没有革命的天赋。上几代中国人，被几十年的革命折腾怕了，听到这个词，普遍感到厌恶。这些年经济迅猛发展，造成社会人群收入悬殊，可以明显感到骚动和不安在增加，似乎又有人开始喜欢革命这两个字了，对毛的怀念也有所回升。近读《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著），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作者曾任张闻天秘书，后任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是30年代入党的中共老党员，他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总会成为整风的主要对象，总是挨整呢？答案是一来国际共运有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敌人，二来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也常对“士”，也即现代人所称的知识分子视之为隐患，用之如玩物。此外知识分子本身也有问题，有文人相轻，相互整肃的习气，被整者固然以知识分子居多，整人者当中知识分子也不少。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知识分子自进入号称以工农为主体的共产党，心中就有自卑意识，总认为应当接受工农的改造，而不是去改造工农，总以谦卑的态度迎接改造，况且抗拒者的命运是悲惨的，有前车之鉴，愈发委曲求全。几种因素合起来，只要有运动来，受过教育的人，自然首当其冲成为被整治的对象。
该书重点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个人崇拜，作者从中国历史的皇权传统说起，谈到老百姓对权力的畏惧意识，因而得出结论，个人崇拜的根源是体制问题，即权力越是得不到制约，越容易产生个人崇拜。所谓个人崇拜，说白了，还是权力崇拜，谁有权，谁就是老大，因为权力掌管着一切，决定着利益的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让掌权者让出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作者说“我们喊党政分开喊了几十年，可就总是分不开，根子就在一元化。既然党领导一切，不管经济建设、社会稳定等这些政府应管的重中之重的事，还管什么？有关重要一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问题，以至司法案件，还不都得党委书记拍板？而且直到现在还经常以党政联署发号施令，有些机构干脆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
皇权意识对老百姓心灵的最大戕害，是对强权的膜拜，总以为社会必有领袖，领袖必是强人，真给一点民主，要自己拿主意，做判断，立马会显得弱不禁风。这样的民族心态，距离文明社会还很遥远，它同时也提供了滋养独裁的土壤，老百姓没能力做决断，那决断当然得由权势者来做，于是乎大大小小的横蛮头目应运而生，到处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作者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代中国实行的一元化管理，总结出一元化有以下几点致命弊端，一与民主化是不相容的，二与实行法治相冲突，三排斥监督，作为一个有近70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能把一元化的弊端想得这么透，并以文字分析的形式记录下来，实属不易。共产党的体制问题，腐败问题，专制问题，历次失误的责任问题等等是众所周知的，而对这些问题反思最深刻，最透彻的，往往也是共产党员，如顾准、李慎之和本书作者等，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诡局。
（三）同路人
瞿秋白被捕后，有记者问鲁迅、郭沬若、丁玲等与共产党之关系若何？瞿答“鲁迅原非党员，伊发表作品，完全出于其个人意志，祗能算为同路人。郭沬若到日本后，要求准其脱党，关系出于其日本老婆之主张，以在日如不脱党，处处必受日本当局干涉，不能安居。苏维埃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尝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之入党，此时乃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然要求入党，作品虽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
在瞿秋白的叙述中，当时的鲁迅、郭沬若、丁玲都是党的同路人，丁玲因为想入党，作品反而不如以前好了。又过十多年后，有记者在延安遇见这位莎菲女士，问似乎近来少见女士有作品问世，女士大怒，说我在国统区见到大量不公平，所以写了大量作品，解放区没有不公平现象，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同路人的说法，最早见托洛茨基的文章《文学与革命》，托氏因被斯大林派人谋杀，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以为他至少是反斯大林的，实际上托氏理论非常左倾极端——在这一点上格瓦拉有点像托洛茨基，格氏因为单枪匹马去拉美打游击，最终被捕遇害，赢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心，然而格氏的观点其实是很极端的，并不像许多年轻人想象的那样追求浪漫与自由，他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估计如果他的革命获胜，好多人会受不了。托洛茨基认为在革命的洪流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并不是真的主张革命，只是被革命巨浪裹挟着一道走而已，走了一段路后，必然会分道扬镳。这种分道扬镳，在文学上看得很清楚，就是其作品开始怀疑甚至反对革命，按托氏的观点，高尔基、皮利尼亚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都不是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至于叶赛宁，恐怕连同路人都算不上。
毛泽东对“同路人”有自己的定义，他说“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宋庆龄是个例子，1959年4月刘少奇等人推举宋庆龄担任国家副主席，毛不赞成，他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说宋反对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主要是指她对改造工商业和反右提出了不同看法。
宋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宋是孙中山夫人，相信三民主义要远远超过相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她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许多做法不能理解，是自然而然的。1981年5月宋病重，胡耀邦到医院看望并转告她，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她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既然只是革命的同路人，那么革命胜利后，当然要进行甄别，哪些是革命者，哪些只是同路人，这种甄别是很残酷的，甄别到最后，只怕符合标准的革命者就不剩几个了，按毛的说法，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后，依然不改尖刻犀利的文风，那也是要坐牢的。毛晚年不仅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连忠诚者如周恩来，也难免要受到怀疑了，所以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术语里，同路人是危险的代名词，没准哪天就吃一闷棍。
（四）鲁
以为写作的都是一路人，就像认为喝酒的都是勇士，喝茶的都是绅士一样，完全是两回事，无论喝酒喝茶，里面都有勇士绅士，也有懦夫骗子。比如周扬早年以党的化身自居统管左联，态度很跋扈，曾被鲁迅斥为四条汉子之一，解放后身居要职，整肃过大批文化人，有谁不服争辩的，则以党的身份训斥之，后来失宠身陷囹圄，出狱后忽有所悟，向被其整肃过的冯雪峰、丁玲等人道歉，与冯抱头痛哭，但未获丁的原谅。八十年代中期周与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发生冲突，气愤之余指胡太不正派，胡反问你是说中央不正派？周无以反驳，两年后在郁闷中去世。在活生生的党员面前，党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总是正确的。
再比方许多人都聚集在鲁迅这面旗帜下，但每个人理解或想象的鲁迅其实是不一样的，好多人都觉得自己距离鲁迅最近，其实只是距离自己想象中的鲁迅最近罢了。真实的鲁迅喝黄酒，吃茴香豆，说绍兴官话，言语极刻薄，厌恶中老年男人，估计是很难接近的，许多自以为跟鲁迅亲近的人，真要遇上那位老先生，可能要自取其辱，被损到语塞。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需要偶像，很多偶像试过了，最终发现不是偶像，是木偶，是玩偶，而鲁迅似乎总玩不够，于是继续拿他做偶像。
鲁迅自己对同路人有清醒认识，“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译后记）在介绍苏俄同路人作家的小说时说，“盖‘同路人’者，乃是‘决然的同情革命，描写革命，描写它的震撼世界的时代，描写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而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于笔墨，便只能偏以洗练的技术制胜了。”（《竖琴》后记）鲁迅自称“爱夜的人”，估计对光明的社会主义，是心存戒备的，那些自认为鲁迅同路人的人，在老鲁眼里没准是陌路人。
更简单的例子是五四时期的杂志《新青年》，杂志的编委有不同的志向，李大钊、陈独秀是信奉革命的，钱玄同更激进，主张废除汉字、中医、武术、民乐和京剧，胡适是主张改良的，认为社会变革应走渐进的路子，沈尹默写过新诗后觉得不过瘾，后来索性回归旧体诗，遍临历代古帖成为一代书家。那伙人虽说志向不同，但对于刚摆脱满清不久的社会沉闷，他们有共同的感触，于是合力办起了杂志，杂志一解散，同人也作鸟兽散，日后的价值观更见分歧，各走各的路，但毕竟同路过一段，于是后人会把这些人放在一起看。
《潜伏》为什么好看？
问《潜伏》为什么好看，可以举出一千种理由，我只说说我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人物内心真实，剧本的表现对象是国民党时代的干部，因此演起来就没有什么顾忌，不用担心贬低了角色，绝不会出现扮演共产党干部时常见的那种假哭假笑，说实话，看革命电影，我最受不了的一种场景，是几个共产党高级干部，比如毛、周、刘、邓在一起叉手哈哈大笑，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好象早就掌握了每扇门的钥匙，只是懒得用罢了。只要翻翻尘封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其实党内的斗争，要比党外激烈得多，尤其是夺取政权以后，党外都是死老虎，没什么可斗的，党内事关权力与地位，当然更残酷。
《潜伏》中的国民党干部官员是真实的，站长贪的钱可以买下天津城，始终掌控着整个局面，可对下属足够宽容；李涯一句“我的理想，是想让孩子们能过上好日子”够震撼，这话出自一个国民党死硬分子口中，也有别样的滋味，说明国民党人也是有社会理想的，反共并不等于反动；谢若林精于买卖，也死于买卖，属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类，指着当局说出的一句“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成了借古讽今的经典，“两根金条放你面前，你说哪一根高尚？”也强词夺理得可爱；陆桥山是典型官僚，擅长机关里的勾心斗角，整天只关心如何获得提拔，余则成的表演也不错，平日装傻，哼哼哈哈，该出拳时也不赖，比如给李涯一记耳光。
这部戏讲的是60年前的故事，但显然是演给今人看的，迎合了和平时代的官员需求，国民党官员的客套礼节，谦恭的官场用语，严格的等级制度，正是当下的官员渴望学会却无处摹仿的，尔虞我诈的策略和技巧，也给官场和渴望涉足官场的看客莫大启发，原来索贿行贿也需要技巧，比如受贿放掉一个罪犯，可以找出堂皇的理由，不但放了，还放得满场喝彩，再想想不断透露的共产党各级官员拙劣低能的所作所为，自然会感受到强烈的反差。
老谋深算的站长说“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没有希望的”，有意思的是，影片结尾处，分别在香港出现在余面前，在河北农村出现在翠平面前的那两个共产党干部，恰恰是冷漠的，被影迷评为该剧中最无人情味的两个角色，于是影迷们庆幸余最终还是去了台湾，假如在大陆留下来，结局不会比潘汉年好。据说编剧的本意是想让余在台湾脱党，从此云游世界，如果是这样，倒是一种更有文学意义的选择。一个人以一种孤胆英雄的行为回报了这个国家，这符合人类的良知与天性，但不符合政治需要，用政治语言说这叫个人英雄主义，与信仰是无关的，所以编剧的想法只能是想法。官媒说这是一部有信仰的电视剧，而我看到的是人性。人性比信仰更长久。
柳
柳州是我平生独自前往的第一个城市。那时我还读初中，暑假时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在父亲的鼓励下，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去了。父亲说柳州有柳宗元的祠堂，值得看一看。记得出火车站过了一座桥，在鱼峰山公园照了一张像，就是传说中刘三姐唱歌的地方，满脸假装的老成，为了那老成，还专门买了一包香烟揣在口袋里，是“茉莉花”牌的。从鱼峰山出来坐公交车去柳侯公园，坐过了头，下车后居然没找到，真够老成的，结果我至今没去过柳侯公园，算是与那个蓑笠翁无缘。这件事如同一个卤莽的少年，把人生的第一次给了邻居的一个胖大婶，都不好意思说。
说柳州是桂林的邻居，是没错的，算不算胖大，倒也难说。早些年曾有东北人来桂林转了一圈，说桂林不行，没有大型企业，连中型企业都少，没见着几座烟囱。如果用这种标准衡量，柳州的烟囱是蛮多的，够得上是一座工业城市，说柳州是个大城市，也没错。桂林在全世界有点名，但柳州在华北和东北的名气，比桂林大多了，两面针，金嗓子，五菱汽车，柳州钢铁，柳工机械都是公认的大企业，所以天空也比较灰。
对了，还有柳州棺材，好象也名声在外，所谓“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说的就是柳州棺材质地好，有钱人死了都想找那种棺材裹尸，可以几百年不烂。这棺材现在做得好小，成了一种旅游产品，送人也没有不吉利的意思，反正现在也时兴火葬了，拿了棺材没处埋，况且棺材棺材，还暗喻升官发财。我曾经收到过一口小棺材，当时纳闷自己也没得罪谁呀，干吗要咒我死呢，后来才知道其实是一种善意的祝福，不过也只是祝福而已，我至今既未升官也没发财。
柳州还有柳铁，就是柳州铁路局，柳铁是大铁路局，管辖的范围很宽的，包括广西、广东、湖南、贵州好几个省区，这样的铁路局全国只有十几个吧，从外地坐火车回广西，往往一进站就可以看见个子小小的女乘务员，守在车厢门口，开口一说话，果然柳州腔。不过据说铁路局已经搬南宁了，柳铁成了历史。
当然柳州也有柳州的尴尬，桂林是旧省城，南宁是新省城，从桂林往南数，是桂林，柳州，南宁，从南宁往北数，是南宁，柳州，桂林，总夹在中间，没有出头的日子，连坐飞机都要到桂林的两江机场，可以想见柳州人出门是很困惑的，往北看看，朝南瞧瞧，到底是去桂林还是去南宁呢？实在想不清楚，就骂一声丢。柳州话很硬，柳州人很坚韧，不服输，有一股冲劲，不过坚韧得过了头，有时候又有一点犟，要想跟柳州人成为朋友，心态得放得很平和，不可以显露出哪怕一丁点的优越感，因为对方是很要强的，若是觉得你“老卵死”（自以为是），在丢的基础上，还会加上一句丢你公龟，我至今不知公龟是什么东西或什么意思。
说说白崇禧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当中，中共最讨厌的人之一，当数白崇禧，原因有二，一来白氏从不与中共合作，是最顽固的反共分子之一，哪怕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对共产党下手也够狠，北伐军进驻上海不久，他便成为四一二事变主力，灭了上海工人武装，制造白色恐怖，所以白色恐怖的白，也是白崇禧的白。二来他确实会打仗，在军事上给共产党制造过不少麻烦，30年代中在广西兴灌全一带的湘江边阻击中央红军，造成红军长征路上最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史称湘江战役，40年代末先后在吉林四平和湖南青树坪，两度击溃四野主力，挫了林彪的锐气。
说白崇禧会打仗，主要是指他打日本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看上了他的指挥才能，把他从李宗仁身边要去，做自己的参谋长。白指挥的战役遍及全国，最经典的要数台儿庄和昆仑关，两次大战都重创了骄横的日军，为中国人出了口恶气，连日本人对他也很敬畏，称他为战神。白氏是桂林人，老家在附近乡下的一个回族村子里，至今还保存着祖宅的院落，院落高墙耸立，楼上窗户很小，有点像炮楼，应是当地望族。他十四岁出来当兵，打着赤脚，吃苦耐劳，一步一个脚印，从地方军的排长、连长，做到国家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与李宗仁一道被称为李白，很为广西人争了光。
白一世精明，但是身边两个人的经历，大概是他没想到的，一是他的七公子白先勇，喜欢写短篇小说，唱昆曲，饰旦角，白崇禧一生尚武，不会想到儿子有这种爱好。二是他的部下刘斐，刘是作战参谋，跟随白一道去了南京，抗战爆发后经白举荐，进国民政府军政部任一厅厅长。一厅是为蒋介石提供作战计划的，而刘早年已参加共产党，因此成为共产党的最大卧底，一个计划出笼，往往还没出军政部大门，延安就收到了。后来刘辗转到达北平，毛泽东亲往迎接，说他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这个结果，大概也是白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