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两大洲

         沈东子

欧洲文明在近现代的崛起，强烈地震撼着亚洲人，震撼最厉害的两个国家，分别在亚洲的东西两端，一个叫日本，一个叫土耳其。其实所有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深受震动，为什么单说这两个国家震动最厉害呢，因为它们想剥掉自己的亚洲身份跻身于欧洲国家，这叫脱亚入欧。我们对日本比较熟悉，知道有个叫福泽谕吉的谋士首先提出日本要强大，就必须脱亚入欧的观点，后来伊藤博文甚至提出引进白人改良日本人种，期望连续配种几代人，日本人也能生出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

与日本相比，土耳其对脱亚入欧更有底气，想当年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跨越亚、非、欧三大洲，在东罗马帝国最辉煌的年代，君士坦丁堡（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一度是欧洲的中心。国父凯末尔结束苏丹封建统治后，更把与欧洲接轨列为国策。我对土耳其素来没好印象，这印象多半是读书读来的，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和纪伯伦的诗中，都有对奥斯曼军队血腥杀戮占领区妇孺的描写。康有为擅长政论，惟一的小说作品《青娥血泪》，讲述的是20世纪初土耳其军队为镇压保加利亚独立运动，野蛮焚毁保国村庄的暴行。这个庞大帝国是一个类似成吉思汗靠铁蹄征服世界的军事政权，有马刀，没文化。

这种印象来自文学，印象的改变也得益于文学，得益于我阅读的帕慕克（Orhan Pamuk，1952—）作品，说优秀的文学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有道理的。帕慕克是土耳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人，在他之前土国有过什么作家，我还真一无所知，当然我不知道并不意味着没有，但至少说明土耳其文学在帕慕克之前，对当今世界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帕慕克的作品很多，代表作当然是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帕氏作品的那根古老线索，依然是文明的冲突与妥协。

帕慕克长住伊斯坦布尔，他曾说自己是世上眼光最开阔的作家，从自家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能望见两大洲，右边是索非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左边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对岸是小亚细亚半岛，东西方文明的精华尽收眼底。帕氏本人是脱亚入欧的坚定推手，因为他的声望，在欧洲各国也拥有不少拥趸，可是极其反讽的是，当他的新小说《雪》出版后，支持土耳其入欧的欧洲人反而减少了，因为小说描写的土耳其，与欧洲文明相距太远，更接近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读后免不了心有余悸，担心欧盟一旦接纳这样的国家，就如同在自家精致的花园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但帕慕克认为将祖国的真相告诉世人，是对祖国最大的爱，他用文学的手段孜孜不倦地改变着世人对土耳其的看法，同时也无声地影响着本国同胞的价值观。欧盟的婉拒并不能阻止土国入欧的决心，事实上土国早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捆绑在一起了，就以足球为例吧，土耳其人向来不屑于与亚洲球队为伍，想方设法加入了欧足联，从俱乐部比赛到欧洲杯、世界杯预选赛，都打得很漂亮，令任何传统强队不敢小觑，如果哪天土耳其获得欧洲杯冠军，相信也不算是天大的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