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季羡林先生的一次交道

            沈东子

如今的生活就是这样，人活着时似乎没人记得，去世了忽然被人想起。季羡林老先生去世了，我想起与季老交往的一件事。九十年代中期我准备做几套大师文集，当中第一卷做的是印度文豪泰戈尔，丛书名叫《大师文集·泰戈尔卷》，收录了泰戈尔的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文论和传记，各做一卷，后来我想到漓江社早年曾出过一本书，是由印度女作家黛维夫人撰写的《泰戈尔谈话录》，这本书用散记的形式，描写泰戈尔四次造访作者父亲的情形，也算是泰翁别传之一种，收入文集也是合适的。

我把书找出来，发现译者是季羡林季老。当时有点纳闷，季老是东方学大师，潜心研究博大深邃的古印度文化，译《罗摩衍那》还译不过来呢，怎么会有时间译这样一本小书？细读序言才知道，原来作者黛维夫人的父亲是泰戈尔的朋友，黛维夫人本人是季老的朋友，这本书是作者专门请季老翻译的，有这样一段渊源，这本书当然也就有点意思，收进《泰戈尔卷》，对中国读者了解泰翁是有益的。于是我给季老写了一封信，表示想把这本书收进丛书，同时说明两点，第一考虑到丛书名上已经有泰戈尔三个字，建议把《泰戈尔谈话录》改名为《炉边谈话录》，第二考虑到译本原来出版过，虽然改名做新书出版，但稿费标准会稍微低一点，希望季老谅解。

我做过不少书，接触的作者译者不计其数，坦率的说，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有端架子的，有摆名士派头的，有出书前恭顺出书后不理人的，还有深更半夜打电话的呢，一个作者被退稿了，凌晨五点来电话发牢骚，说自己写本书多么不容易，说了十来分钟，提醒她现在是凌晨，她说哦，对不起，我忘了，我在加拿大。一个译者要求出书时，把自己的照片跟作家照放一起，都放封三，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写封邮件把我一顿臭骂。还有一个大学女老师直接威胁我，说如果不出她的译作，就把我们领导做的丑事公之于世，我当时有点纳闷，把我们领导做的丑事公之于世，关我什么事呀，我还以为她要把我做的丑事公之于世呢，真是连吓唬人都没学会。自然不理，结果也没见什么惊天动地的丑事被公之于世。

我发现有这样的规律，越是有学问的人，态度越平和，沟通也越容易，书出成也好，没出成也罢，都是朋友，因为组稿结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属下各个研究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文学所、哲学所、外文所、历史所、宗教所的都有，季羡林曾任南亚研究所所长。闲话不多说了，还是说回季老吧。季老很快就回了信，“稿费标准，我同意，改书名，也可以。”字迹清晰有力，同时寄回了签字盖章的出版合同。真是够爽快的。季老一生著作等身，我不过只编辑了他翻译的一本小书。《大师文集》因为种种原因，只出了《泰戈尔卷》，我因为这卷书的编辑组稿，认识了一个活生生的季羡林，那年季老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