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心变成不能浸水的海绵

          沈东子

我读诗不多，因为这年头虽然许多人写诗，可多数人写出来的只是字。诗要比字高明很多，诗是超越字的激情，字只是运载激情的工具而已。可是有的写诗的人，没把注意力放在激情上，只放在字上，所以写出来的诗，只是字的分行。写出来的只是字，说明只拥有字，那么怎么样才能写出诗呢，诗人得拥有良知。我总以为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或者成为诗人，或者什么也不成为，他可能去卖唱，行医，流浪，但决不会因为“种种原因”去经商或从政，因为诗是功名的天敌。这种观点可能比较偏激，会招致反驳，但好在我也能找出例子，支持我的说法，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就是一个。

米沃什被称为波兰的良心，他在《作家的自白》一文中写道：“至今为止，我没有写过任何谀词来巴结任何当代政治家。”的确，米沃什是位专为写诗而活着的人。在他的诗中，你看不到虚假的粉饰，找不着廉价的赞美，听不见病态的呻吟，你能感受到的是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的真切的呼声。任何诗人从表达自我心声，到超越自我而表达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心声，都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求索过程。

米沃什是波兰人，但出生于濒临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这个小小的公国富于神话和诗，曾经是该地区文化最为灿烂的古国之一，但近百年数度被强大的邻国轮番占领，连首都维尔诺都被改名叫维尔纽斯。米沃什在维尔诺完成大学学业，后来先后出任波兰驻美国和法国的文化官员，1951年从大使馆出走，成为所谓叛逃作家。一个用母语创作的人，要下决心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谋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离开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大量母语读者，对于作家而言，离开读者就如同鱼离开水，是很痛苦的。那么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决心呢，原因也还是跟痛苦有关，因为新政权要实行思想一致，对任何异端，不仅政治异端，哪怕是文学创作的不同见解和手法，也要进行管制，一个作家不能自由创作，就像人不能自由呼吸，痛苦可想而知，所以米沃什不得不走。在这一点上，米沃什的走，与张爱玲如出一辙。

事实证明，多数选择离开祖国自我放逐的作家，在异国活得都不容易。米沃什在西方并不走红，至少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前，他是寂寞的。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一来在祖国不能出版，二来无法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因此长时间陷入苦闷中，数度产生过自杀念头。后来主动与人合作，将自己的诗歌译成英文，情况才有所好转。像许多流亡诗人一样，米沃什离开故土后，对故土的怀念更加强烈了，他怀念的当然不是故国的统治者，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值得怀念的，他怀念的是波兰文化，那种文化使波兰人变得宽容而达观，充满使凶猛口角罢休的幽默和对一切极权的不信任。

波兰民族出过哥白尼、肖邦、显克微支等伟人，两度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居里夫人也是波兰人，所以波兰人素来有强烈的自豪感，一贯蔑视强权，纳粹占领时期著名的华沙起义，为波兰人赢得了不屈服的尊严与荣耀。1968年苏军占领下的华沙，一家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该剧严词谴责沙俄对波兰的野蛮占领，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动荡，演员在台上朗诵抨击沙皇的台词，观众在台下欢声雷动，一片喝彩，后来演变成街头抗议游行，并导致12年后团结工会的出现。波兰团结工会的存在是东欧的奇迹，它所倡导的非暴力反抗模式，最终引发了东欧政权相继垮塌的多米诺骨牌。

流亡时期的米沃什，时时都在感受生为波兰人的痛苦。在《存在》一诗中，他描写自己忽然有一天在巴黎地铁站看见一个美丽的同胞少女。

“我望着那张脸，目瞪口呆。地铁车站的灯光飞闪过去；我没有注意它们。如果我们的视觉缺乏剎那间恍惚地吞噬物体的绝对能力，那么所能做的一切，不过留下了一个理想形式的真空，一个有如从一幅鸟兽画简化出来的象形文字的符号。一个微扁的鼻子，一个头发光滑后梳的高额头，下巴的线条——但视力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而在一种略带粉红的白色里，有两个雕刻的孔穴，装着一片黑色的闪光的熔岩。……因此我觉得，多次试图称呼世界之后，我只能够重复唠唠叨叨地重复任何力量也达不到的最高的独特的声明：我在，她在。叫喊吧，吹号吧，组织千万人的强大队伍行进吧，跳跃吧，撕碎你的衣服吧，只是重复：存在！她在拉斯帕尔站口走出来。我被抛在后面，和大量存在物一起。像一团海棉，因不能浸水而受苦；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苦。”（引文均为绿原译，下同）

“一个微扁的鼻子，一个头发光滑后梳的高额头，”一对明眸如同“黑色的闪光的熔岩”，亚洲人可能认不出街头行走的欧洲人属于哪个国家，可欧洲人相互是可以辨认的，更何况是敏感的诗人。“她从拉斯帕尔站口走出来，我被抛在后面，和大量存在物在一起，像一团海绵，因不能浸水而痛苦，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难。”当一个人的心，变成一团不能浸水的海绵，那是干的，是一种寂寞到极致的痛苦。

《一个诗的国度》描写诗人经历颠沛流离的心路历程，终于来到了诗的国度。诗人发现自己拥有了“一架前后颠倒的望远镜”，世间万物都浓缩变小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变得如此一目了然，以致“我不觉得有必要在写作中传达它们”。他曾经对个人前程忧心忡忡，为自己遭受的苦痛抱怨命运，甚至为自己“时间消磨在洗衣弄饭之类的琐事上面”而愤愤不平。可是，现在“每分钟世界的惨状都使我惊讶”，以致以往的那些个人恩怨显得那样渺小。“现在，我小心翼翼地切着葱，挤着柠檬，准备各种各样的调料。”

意识到了这一点，诗人也就跳出了狭小的情感世界，开始进入到诗的国度，以宽容怜悯的目光看待人性的弱点，同他人共同承受生命的痛苦，而不再仅仅要求上帝把痛苦从自己身上移开。“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把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尽管各人的生活背景千差万别，但是每一位诗人在超越自我痛苦走向更广阔的内心世界时，都要经历这样一种历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谓诗的国度其实并不在外界，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当一个人开始转向内心，用良知这副望远镜遥望世界时，哪怕他不写字，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诗人的行列。米沃什在叙述自己回归内心的这一艰难过程时，运用了海边礁岩的一个比喻。“我梦见我呆在水上一片狭礁之上，那里有大海鱼在游动。我害怕我向下一望就会跌下去，所以我转过身来，用手指抓住粗糙的石墙，背对海慢慢移动……。”

《拆散的笔记簿》是米沃什的获奖作品，漓江社八十年代曾经出过中文译本，绿封面的译本是绿原先生译的。原作第四十三页写到了生与死：

“他走着，不像歌曲里的士兵，疲惫不堪，走过沉闷的田野和林子，而且走过许多房子，其中许多已经成形的形体的声响和颜色爆裂着，闪耀着，沸腾起来。这里一队隐居在中世纪村落的风笛人，爬上一个草坡，向一个他们将在那儿为战斗演奏的高原走去；那里维利亚河的潮水升得很高，达到大教堂的台阶，而在四月的亮光下，涂着蓝色、白色和绿色条纹的划子在教堂尖顶下面四处游弋；那儿，采覆盆子的小男孩在长满忽布蔓叶的坟地跌倒了，他们弯下身去辨认那些名字：浮士德，希尔德布兰德。当真，我们何必关心生与死呢？”

对于凡俗的我们，出生和死亡是生命的两个点，但在诗人眼里，生生死死不过是生命的延续，在生与死的漫长较量当中，每一个个人最终都会被死神拉走，但获胜的总是人类，因为人类获胜的方式不是无限延长个体的生命，而是以群体生命的延续来实现个人的意愿。死亡像贪婪的蛆虫，一刻不歇地咀嚼着生命的肉体，但植物照旧百花争艳，昆虫依然嗡嗡嘶鸣，每到夏日鲜嫩的蜜桃便会挂上枝头，因此叔本华说，死亡只能使世界变得更美。设想一下如果生命只有生，没有死，世界会是怎样的景象？那时候世上挤满了老头和老太婆，一家人很可能不是四世同堂，而是四十世同堂。“我们何必关心生与死呢？”人类历史是在无数的生与死当中不断延续的。

我喜欢的作品还有这首《多么丑啊》，这是米沃什诗歌中不多见的反讽意象，寥寥几行就把世故的老男人写得惟妙惟肖：“多么丑啊，那些老家伙，连同他们/长在胸口和肚子中间凹窝里的毛/因坏牙而引起的愁思，烟草的臭气/以及他们肥胖而有经验的微笑。”可能有读者说干吗把老男人写得这么丑，人总要老的呀，那有什么办法？可是这世界确实受制于众多大权在握的老男人，受制于他们那“肥胖而有经验的微笑”，人世间的许多不公平，都是由那些微笑造成的。1989年，也就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9年后，米沃什回到祖国，2004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