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会评论家的作家是二流作家

                                                    沈东子

一、

一部小说如果出自名家之手，读者看不懂，只会怪自己低能，比如我们读福克纳，读托马斯·曼，就常有这种感觉。但如果小说的作者是无名之辈，读者就会问，这部小说，说的是什么呀？怎么故事支离破碎的，好端端的故事，为什么不按顺序说，要打乱了说？等等。一部小说遇上这样的问题，是很好的事情，至少说明读者看了小说。如果不看，连这样的问题也没人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针对所有小说发问的，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敢问，生怕问出口会显得自己无知，因而招来嗤笑。

小说说什么？不同时代的小说，说不同的东西。古典主义小说看重情节的发展，现实主义小说强调对社会的剖析，浪漫主义小说则始终专注于对爱情的描写和想象。至于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绝不仅仅是讲讲故事就可以了事的。想仅仅通过说几个故事，编几段情节，就打动现代年轻读者的心，这恐怕是上个世纪的文学梦想。

世界在变化，科学在发展，小说也在不断创新。世界有规则吗？时间有顺序吗？其实所有的规则和顺序，都是人制订的，在没有人的过去和将来，世界照样存在。自从有了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霍金，科学就已经不是原来的科学，同样的道理，自从有了乔伊斯、卡夫卡、马尔克斯，小说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说。

被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熏陶出来的当代中国评论家，总想用诸多条条框框把中国小说纳入他们狭小的评论圈子里，然而这些评论家又是胆怯的，他们说小说里不应有议论，可面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他们又说这种小说充满了思辩和智慧；他们说小说应该避免散文化，可读到蒲宁的作品，又说这样的小说像散文诗一样优美。他们永远尾随在优秀小说的后面，远看像簇拥，近看是盲从。 

二、

钱谷融说过，文学是人学。中国既然拥有世界上最众多的人口，理应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学。可是中国当代文学并不丰富，为什么？因为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想让文学只唱一种旋律。看看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怎样深刻的社会变化，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任何一种旋律，足以涵盖所有的文学。单一的或者单边的努力，都只是一厢情愿。

北京的商厦，上海的酒吧，与东京、巴黎不相上下，可西部的贫困比非洲更甚，一些原始森林里还回响着少数民族的弓箭声。巨大的地域差异，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当然还有观念差异，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文学创作也因此呈现出同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市女人生活富足，从上海宝贝到木子美，吃饱后都在为情欲而癫狂；西部男人形容憔悴，无论是白鹿原上的乡民，还是西去的骑手，都还在为果腹而哀号；先锋作家的内心，早已被激情的火焰烧得吱吱作响，梦想化作青鸟，在冥河两岸来回穿梭，而传统作家们还忙着打造故事的脚手架，他们只能看懂现实生活的细节，永远无从把握抽象的灵魂世界。

文学不是高山，用不着谁去占领，更没必要非得比出个高低。文学也不是河流，踏进这一条，就不可能再踏进另一条。文学更像是阳光下的露珠，永远在灵动中变幻色彩，像光线一样不可捉摸，想用一种模式让它凝固，就如同想把阳光装进瓶子里一样徒劳。

                                     三、

前面说的是小说艺术的表现形式。再说说小说内在的价值观。

爱情是一种精致的东西，没有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心智，是不可能感受的。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情，但这种东西在不同的人心里，形状也大不一样。《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里面的爱情描写丝丝入扣，如玉一般精致，可老百姓更喜欢读《水浒》，读《西游记》，为什么？因为《红楼梦》里的描写虽然很美，但也很远，或者说《红楼梦》是所谓的纯文学，喜欢读《红楼梦》的人要有更敏锐的才情感受力。《水浒》、《西游记》就不一样了，更接近通俗文学，也更容易被下里巴人读懂。

有的人以为只要自称是下里巴人，就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这实际上是莫大的内心虚伪，虚伪到连他们自己都信以为真，这恰恰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心灵扭曲仍在继续。我们习惯于贬损高贵，宽容鄙俗，因为鄙俗的文化人太多，鄙俗成了鄙俗者的通行证。可是鄙俗者的内心又不甘于鄙俗，只要有可能，就依然会向往“雅”，就像不学无术的官员也喜欢到处题字，欣赏自己的“书法”一样。

有多少人自誉是“红学家”，以研究红学为自豪，可既然《水浒》、《西游记》这么好懂，这么接近大众，却没听说谁愿意被称为“水学家”或“西学家”。这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只是在这个“水浒文学”或曰“农村文学”大行其道的年代，这样浅显的道理也依旧还得一说再说。

契珂夫曾经拿守财奴失去金袋，与少女失去爱情做比较，想说明两种痛苦的不同价值。林妹妹独自在潇湘馆里伤心，焦大是不会明白的，焦大哪怕做了潇湘馆馆长，哪怕做上了局长、主席，获得过这种勋章，那种奖状，也还是不会明白。可是焦大明白金袋的价值，焦大的痛苦永远是金袋的痛苦，林妹妹的眼泪，在焦大眼里只是几滴淡淡的水。 

四、

一个人如果对时光没有敬畏，那他写多少小说，出多少书，都只对他自己有意义，对读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谁会在伤心或绝望的时候，想到去阅读他的书，想到从他的小说中去寻找生存的勇气，寻找智慧和力量。如果一个人的写作只对自己有意义，只满足于自鸣得意，甚至像那西索斯那样，望着自己的影像出神，觉得自己有多么潇洒，多么美，那他的作品就像在秋风中偶尔聚集的树叶，既然是在一阵风中偶尔聚集的，自然也很容易在另一阵风中消失。

    人应不应该对时光有几分敬畏之心呢？敬畏似乎是一个只跟神明有关的字眼，在这里我不想议论神明，只想说说写作。写作跟神明有多少关系，也不好回答，但写作跟文明是紧密相关的，写作积累着文明，文明指导着写作，精明的写作者总是力求在文明的照耀下走得更远，面对《约翰·克里斯朵夫》，面对《老人与海》、《百年孤独》，我们想到的不是如何去超越——只有白痴才会想到超越，它们是不可超越的，就像高大的山峰，耸立在历史的原野上，如果还有一点点聪明，我们就会明白，攀登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绕过山峰前行，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面对这样的山峰，我们心中当然应该有一种敬畏，一种对文明的敬畏，设想如果人类没有产生这些作品，灵魂会是多么寂寞。它们如同沙漠上的金字塔，让每一个走到面前的人明白自己的渺小，走得越近，就越感到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