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女性的“公共情人”

 沈东子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一个法国女人，但是在许多中国知识女性的心目中，她比男人更有魅力，因为她以一部《情人》，征服了她们的心。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女读者、女作家、女评论家表示对杜拉斯的由衷喜爱。《情人》的动情之处，大概有二：

一、贯穿全书的叙述方式。全书通篇充满了捉摸不透的情感，如荷叶上变幻流动的露珠，在不停的变幻中大胆表露女人幽微的爱情渴望，这是吸引女性读者的重要原因。

二、小说中缠绵的东方情调，经过电影《情人》的渲染，更符合当代中国女人的阅读习惯，比五四时期的小说更奔放，更浪漫，但又不像当代小说那么没有节制。

当然《情人》也博得中国男人的喝彩，因为《情人》中的情人，是一个中国男人，一个“黑头发蓝眼睛”的法国女郎，以如此痴迷，如此缠绵悱恻的方式，爱恋着一个东方男子，怎能不让久为中国女性怠慢的我们怦然心动？至少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尽管那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个浪漫传奇。

其实杜拉斯对东方的迷恋，并不仅仅只表现在《情人》中，《广岛之恋》、《华北情人》等作品，也充满了这种炽热而凄美的激情，好象这个娇小的法国女人，只要一想到爱，就会想到中国人。杜拉斯的这种东方情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杜拉斯出生于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在印度支那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父母虽然都是法国人，但因为地位低微，未能进入西贡的上流社会。后来父亲返回法国，母亲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将几个孩子养大，最困难时要自己下地种番薯。由于这种奇特的家庭背景，她从小就发现，自己虽然会说越南语，却不是越南人，生活在白人当中，又被排除于白人之外，在白人和越南人眼里，她都是另类。这是其一。

其二呢，杜拉斯天生富于想象，童年生活的不幸，更促使她向往自由，追求平等，将一生的理想寄托于所谓“不朽的爱情”。有人问杜拉斯，她最喜欢生活中的什么？她答：“爱情！”

综观杜拉斯的作品，“爱情”是贯穿其中的永恒主题，尽管这爱，有时可能是泛爱，有时可能只是欲望。综观杜拉斯的一生，“爱情”更是与她朝夕相伴，不曾有须臾分离，哪怕行至暮年，爱情也依然让她心醉神迷，其中最富浪漫色彩的，是她与扬·安德烈亚的忘年恋情。

扬·安德烈亚是一位外省大学生，也是杜氏小说的热烈爱好者，他出于仰慕给杜拉斯写了好几年的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其作品的理解。杜拉斯欣喜若狂，认为扬是真正明白夏日恋情的男人。1980年的一个夏夜，扬带着酒，来到杜氏在特鲁维尔的住所探望她，从此开始与她终生厮守。

那年杜拉斯年近七十，而扬还不到三十。尽管两人的年龄几乎相差四十年，但他们还是相守了十几年——直到1996年杜拉斯去世。扬性格柔弱，无钱无势，在一般女人的眼中，不是很理想的情人，但在杜拉斯看来，他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男人，她需要的是他身上那种男人的温馨。扬的爱给她带来了无限激情，再次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又写出了包括《夏雨》在内的许多篇章。

曾经有人对他们的恋情表示怀疑，对此她说：“你很关心年龄，真奇怪，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杜拉斯是那种为爱而生存，为爱而写作的女人，是人世间各种爱情神话的制造者，理所当然地倾倒了众多罹患“爱情饥饿症”的中国知识女性。她的举动，是她们梦想而不敢实施的。从这层意义上看，与其说杜拉斯的“情人”是中国人，不如说杜拉斯是中国知识女性的“公共情人”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