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多又如何？

                                       沈东子

听朋友说起明末倭寇的事，说倭寇区区五六十个，居然在江浙四处横行，如入无人之境，怎么就没谁一声令下，群起喊杀？想到抗战时几十个日本兵沿桂黔公路疾进，几万守军望风披靡，逃到独山才喘上一口气，于是明白上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被称做东亚病夫，或一盘散沙。病夫是指弱，散沙是指没有凝聚力。

中国人多，官也多，可光是人多官多有什么用？常说人多势众，如果人多势不众，不但不众，还相互制肘，那比人少还可怕。一头狼足以对付一群羊，就是这个道理。人要有一定的素质，才有力量，很多人拥有一定的素质，这个民族才会强大起来。

我们都知道，在以往的岁月，人的作用是固定的，所谓一个人犹如一颗螺丝钉，要死死卯住某个位置，这样社会的大机器才好运转。因此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技能，往往会被分解到几个人身上。在重庆时曾坐缆车过嘉陵江，缆车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上行的升降机非常破旧，加上重庆发展迅速，坐缆车者人数大不如前，缆车站显得很冷清。印象最深的，是开升降机的师傅，一人整天坐在幽暗的升降机里，为稀稀落落的乘客按电钮。缆车站的升降机或许有其特殊性，需要专人管理，但安排专人开电梯，在许多城市的写字楼和公寓里都能见到。

表面上看，升降机师傅的责任是管好升降机，司机的责任是把车开好，这是通行的道理，说到哪里都不容反驳，但往深处想，却反映出人的无能。建国后大批农村干部进城做官，因为对城市生活感到陌生，因此方方面面都要配备不同技能的工作人员，最典型的莫过于司机，领导干部不但配车，还要配专门对付汽车的人。

司机的地位在后文革时期达到颠峰，因为朝夕相处，鞍前马后，培养了感情，甚至被列为提拔的对象，司机的地位绝不亚于秘书。另一个例子是翻译，九十年代以前，会说外文的人很少，于是那些能听懂一种外语，并能把意思用中文传达给领导同志的人，就拥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经常站在领导身后小声说话。至于秘书的作用，更是公开的秘密了，安排吃喝玩乐，代写发言讲稿，字还不能写得太潦草，否则领导会念错别字。官员本来是人中佼佼，而我们的领导，好象除了懂得领导别人，什么都可以不懂得。

如今社会在变化，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的能力不一样了。一个人如今仅仅会开升降机，会开汽车，或者会说几句外文，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他叔叔或姨妈是县处级干部，当然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亲戚，不会开升降机也可以被派去开升降机的。其实这只是一些小技能，是现代社会人人都应当把握的技能，开升降机，无非是点点手指，开汽车，去学习领个驾照，说外语，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难事……对于一个有心走向世界的民族，拥有这些技能，是每个人的责任。普通人如此，官员更是责无旁贷。

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命令该国石油部长在六个月内学会说英文，否则免职，理由很简单，说是对该国天然气感兴趣的美国人太多，一个部长不可能老有翻译跟在旁边，要是没有翻译就不能交流，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这道命令是否有哗众取宠之嫌，还不敢断言，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决策者对官员的素质没有信心。

中国的情形恐怕也乐观不到那里，高级官员自不待言，前呼后拥，不可接近，要视察哪里，连百姓的提问，事先都要安排，生恐给领导同志出难题，万一答不上，那就麻烦了，而官员在晋升的过程中，恰恰没有经历过激烈辩论的考验，缺少机智和口才，于是只好事先安排，领导怕丢脸，下属怕丢乌纱帽。哪怕就是一个县处级干部，左一个司机，右一个翻译，上下车还有专人管住车门，要是出国考察，别说开口说话，连自助餐都要下属端上来，这样的官，能有多少能力把握这瞬息万变的世界？别说以一当十面对挑战，就是十个官凑在一起，想不明白的事，还是想不明白。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