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由整个文明逐步塑造成的。阎真却说：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波伏娃是西方女权运动的先驱；阎真则以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和《沧浪之水》赢得读者信赖。那么，这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孰是孰非呢？
    打开“教授作家”阎真的长篇新作《因为女人》，你会被一份俗易流畅的阅读快感诱惑着牵引着，直到最后女主人公迷茫失神的目光在虚空中定格。这一切，应该在作者的预料之中，讲故事的技巧和雄心，情节的曲折细节的丰富，残酷而不乏吸引力的真实，全都收在他的多宝盒里。
    女大学生柳依依抵挡种种诱惑热恋男研究生夏伟凯，却遭到后者的无耻背叛。毕业后，在生存困境与精神孤独的双重煎熬之下，她彻底放弃爱情的信念，当上成功人士的情人。28岁“高龄”，终于修成正果嫁与宋旭升。当柳生下女儿，打算从此安心度日，却不得不为三十岁的年龄和复杂的性经历买单：发达了的丈夫理直气壮地出轨了！柳深感命运对女人的不公，祈求女儿不要长大。小说中其他的女性角色，如柳依依的密友苗小慧等人的人生之路，则或启迪、或重复、或证实着柳依依人生之路的合理甚至必然。
    作者为“知识女性”绘就了一条平抛曲线：二十岁的青春如烟花绽放，说不尽的辉煌灿烂，但接着便是凋谢、熄灭、零落成泥碾作尘。这就是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宿命？一切皆是因为女性的“生理事实”？
    审视柳依依的人生历程，我看到的不是宿命，而是一个本就缺乏质感的脆弱生命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大学一年级，从“鹤立鸡群”到“鸡立鹤群”的细微感觉变化已经发出了主人公主体精神萎缩的信号；失恋的打击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她原本可疑的信念；经过青春期荷尔蒙的变形处理，并不漫长的彷徨和挣扎期变得难以忍受；于是在堕落中渴望自救，却以自救的错觉加速堕落……
    要反驳作者关于“生理事实决定女性文化和心理”的观点其实并不困难。做个小小的试验：把女性的“柳依依”换成男性的“柳刚强”，打击同样沉重，他却必须坚持，直到胜利。因为他没有退路，文化规定了他坚定刚毅的个性，鼓舞着他一往无前的勇气。而女性的历史表明：她可以把“女人”当成终身“事业”，寄生在男人身畔。这个历史事实早已凝结成为“文化”。柳依依的沉沦，毋宁说落入了文化的圈套。还是波伏娃的论断更令人信服：女性乃文明的产物。
    问题在于：作者持反女性主义观点，却又对女性抱有真诚的同情。阅读的全程，你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作者沉重的心情与温暖的目光。他为她们的处境悲哀，为她们的选择担心，为她们的命运扼腕叹息；他甚至为女性的沉沦准备了充分的理由：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别劣势。而我要追问的正是作家这种善意的悲悯姿态。没错，这是一种悲悯的姿态，徒有其表，而缺失强大的内在精神支撑。诚如作者所说：“对女性，理解和同情是我的基本态度”，又岂止理解和同情？还有宽容乃至纵容。在阎真的词典里，女人的定义一如莎士比亚的观点：她是弱者，必须被呵护、被支撑甚至被豢养。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弱势女性因着历史的巨大惯性向命运的深谷飞速下滑、堕落、淹没，作者无力出手襄助，他站在悬崖边，挥泪叹息。
    作者曾经自信以男性身份能够“更加准确、深刻地”表现女性的弱点。很遗憾，这个承诺被他泛滥的温情淹没了。阅读小说，女性读者非但无法鉴照自身的弱点从而达致相应的认识高度，反而陪伴主人公一起顾影自怜。对女性来说，“别把性别当成堕落的理由”的呐喊比悲悯的姿态更为重要，直指灵魂的尖锐批判比宽宥和怜惜更见实效。女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勇敢面对自身的处境，包括精神处境，她们需要尖锐而贴己的提醒、深刻理性的分析和不遗余力的掊击，这才是作家的强大精神力量之所在，也是女性成长必不可少的营养基。
    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作为人们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的方向。读者期望于作品的，除了纯然的真实和广大的同情，更有生命的希望与思想的光芒。我期待在阎真的温情和善良中，生长出属于大作家的真正意义上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