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悲剧当成喜剧来写，让人在嬉笑中品出些许苦涩，或在苦笑中感到某种隐痛，这是刘震云小说创作惯常的拿手好戏。这样的一个路数，在前些年的《手机》一作里，就显露得相当充分，而在他的长篇新作《我叫刘跃进》中（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就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我叫刘跃进》从主要描写对象上看，很像是在表现农民工——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厨子刘跃进，但这其实只是作者走进生活现状的一个切入点，事实上有关这个民工厨子的工作行状，人们除了在叙述中得知他在市场买菜时极会算计之外，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引动着人们伸纸疾读的，主要是刘跃进由丢包、捡包所引起的生活动荡与人生异变。他在街头听人卖唱时，腰包不慎被青面兽杨志偷了，弄得他差点儿自杀。因为腰包里装有他辛辛苦苦挣来的4100多元血汗钱，还有戗走了他老婆的李更生打给他的名为精神赔偿费的6万元的一个欠条。为了自己的后半生，也为了儿子的抚养费，他必须找到这个包，尤其是包里的那个欠条。但孰料自己丢的那个包怎么也找不到，却捡到入室抢劫的杨志慌乱中丢下的一个女包，里边除了有500块钱，一些女士用品，还有一个记录了某部委贾主任贪污腐化的各种证据的U盘，因此他又成了各道和各路人马竞相追找的对象。表面上看，刘跃进丢了一个包，又捡了一个包，虽然钱数并不对等，但也算有失有得。但事情发展下去之后，却发现这“丢”是“失”，“得”也是“失”，甚至是更大的“失”。因为捡到的包里的这个要命的U盘，刘跃进所面对的难题，突然就由日常生计的好坏，上升到了个人生命的安危，使自己的命运由此开始改变。瞬间之得失，偶然之事变，如何改写个人之命运，刘跃进的遭际可谓一例典型的个案。 
　　咀嚼刘跃进的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盘根错节又扑朔迷离的事件中，作者其实还有另外的用意，那就是以这个刘跃进为串场人物，深入揭示当下社会生活在变动中的种种乱象，和盘托出各色人等在不同想法与活法上的交织与碰撞。刘跃进由丢包、捡包、找包，不得不与底层社会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先是乡党韩胜利，青面兽杨志，后来又是唐山帮曹哥、崔哥，发廊女马曼丽，当然还有工头任保良，大老板严格，儿子刘鹏举，这些互不相干的行当与人物，因为种种利益的瓜葛与驱动，彼此相互利用，你我纠缠不清，使得刘跃进动手抬足都有风险，都是陷阱。因此，与其说刘跃进这个人比较倒霉，运气不济，不如说他所置身的那个环境实在过于险恶与龌龊。而像严格这样利用关系大搞官商勾结的，像贾主任这样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在根本上又构成了这个地下社会的主线，他们既给那些灰色社会势力的存在制造了理由，又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是滋生种种社会脓包的真正毒瘤。 
　　正是在由一个U盘牵涉出的严贾关系以及搅动一切上，这个作品显示出了它的一个潜隐的深意，那就是官场腐败与官商勾结，是造成刘跃进生活不易与人生不幸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祸及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最大危害。而狡黠的刘跃进最终没有让他们找回U盘的愿望得逞，政法机关凭借他所藏匿的U盘使贾主任等被绳之以法，虽非刘跃进出于政治觉悟的有意作为，却写出了生活发展的应有逻辑，那就是不管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结局都必然是：不法者必自毙。 
　　刘震云写《我叫刘跃进》，显然十分愉悦，相当投入，我们也不难读出他的匠心所在、得意之笔，比如他编织故事的不凡才力，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叉将出去，牵扯出另一个人物，孳生出另一个故事，尔后再绕道过来、连缀回来，使得故事的上面枝繁叶茂，故事的下面又有许多根根须须。还有他的那些充满了智性思考又不无幽默意味的夹叙夹议，如“身胖”与“心窄”的现象，“羊”与“狼”的喻比，有关“贼”的诠释，有关“演生活”的说法，等等，有声有色中又有识有见，给人以诸多意趣与启迪。但正是在这样两个问题上，刘震云似乎也有得有失。他构筑起故事来，细针密缕，优游自若，但也沉浸其中，难于自拔，使得故事曲折有余，流畅不足，主线不显，枝蔓太多，读起来不免有一种冗赘感。而那些不失其精妙的议论，不知是为了照应，还是编得太好了，一些地方显得有些重复，一些地方显得过于世故。我更为欣赏的，是刘震云状写小人物的特异才情，他既能把他们的心态琢磨透了，又能把他们的形状描画活了，尤其是那种面对生活中难“念”却又不能不“念”的“经”的尴尬，透射出的是一种深深的忧伤，而忧伤的背后，又是隐隐的体恤与同情。看得出来，民间与民愿，民情与民瘼，大致是刘震云创作的底牌与底色，而这便使刘震云把自己与别的作家有力地区别了开来。 
　　评说《我叫刘跃进》这部小说，还不能不看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与同名电影同时“套种”的作品。一般说来，根据电影剧本再次写作的小说，因为受到原作故事的种种框范，在人物塑造与文学语言上都要大打折扣。但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与此明显不同，作品注重故事，也注重人物，尤其是从叙述到对话的小说语言，称得上是精雕细刻，声态并作，因而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能够做到这些，确乎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