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基本获得了以下三大共识：其一，3月份银行信贷的增量依然在快速增加，有专家估计，至少应在5000亿元以上，有人甚至估计应高达5500亿元左右。如果这个数据八九不离十，那就意味着前三个月的贷款增量已经逼近1.25万亿元，即全年2.5万亿贷款控制规模的50%。尽管每年上半年通常是银行贷款投放的高峰期，但这样的增速也实在太过分了。按这样的增速，上半年就可能用完全年的新增贷款规模。

其二，专家们估计，前三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比增速，同样会超过前两个月。有专家认为，前三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比增速，接近或达到30%他们不会感到惊奇。1-2月份，这个数据是26.6%。

其三，居民消费价格（CPI）的同比涨幅不会高过上个月的数据，应当处于持平或微跌水平。有专家估计，3月份CPI同比增长率大概应在0.8%附近。

上述三大数据均已获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确认。不过，有人认为这些数据看似有些矛盾――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物价却在下降。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上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上涨，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而现在没涨，或许仅仅是因为规律性的迟滞效应而已。

因此，这样的矛盾不应当成为障碍央行紧缩货币的理由。相反，如果货币政策是盯住通货膨胀的，如果央行调控是讲求前瞻性和预测性的，那么考虑到投资与物价、货币政策传导等迟滞效应的因素，现在无论如何也到了央行该更大力度地紧缩货币的时候了。

价格工具优先

3月18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讲话称：“央行将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及其组合，将商业银行的头寸调控到适度水平。”此言一出，市场为之震动，普遍认为，央行将马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法定准备率)，上调幅度应在1个百分点左右。但一个月过去了，市场并没看到央行“出手”，于是渐趋平静。

但是，这并不等于央行已经放弃紧缩货币的考虑。其实，作为一剂“猛药”，以提高法定准备率来紧缩货币，当属有效之举。而且，同时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以下简称：超储利率），并附之以公开市场操作的微调，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

但我们认为，按照目前市场货币的数量，以及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仅仅依赖上调法定准备率，恐怕效果有限。因为，目前市场货币数量远远大过2003年和2004年，因此，提高法定准备率不一定会使货币市场利率上涨（或仅仅是短时上涨），近而无法上挺贷款利率，达不到抑制贷款市场需求、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

因此，我认为价格手段优先应是明智之举――应当想办法提高银行的贷款利率（详见本报第657期，B2版《央行启用价格手段  到时候了》）。

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

实际上，近五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为越来越多的外汇占款所困扰。为维系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买回市场多余的外汇，然后再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大量发行央票，以收回市场过多的基础货币。

长期这样的操作，不仅大大增加中国货币政策的成本（央票付息），而且也弱化了公开市场操作效率。有专家测算，目前央票发行对回收货币的效率仅为30%。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境，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人民币汇率弹性过小所致。但这里恐怕忽视了另一个原因，长期以来，人民币贷款利率过低，同样也维系了出口企业的低成本生产，从而鼓励了商品出口。

因此，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不仅可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同时也可达到抑制出口增速的目的。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11.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5%，也超过2月份的24.53亿美元和1月份的94.9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