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适合用来抒情，而且不像单纯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不着地儿。我读狄更斯的作品时，觉得琐碎的细节里处处都是诗人的情怀，特别是他的《大卫.科波菲尔》，那是最适合朗读的名著，用温暖的语气讲述一个铁石心肠的社会，人性在每一个字里闪闪发光。设想贵州毕节的那四个自杀的留守儿童，要是有人给他们读这本书，哪怕只是读了开头一两章，会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狄更斯的诗实在很一般，包括那首时下突然窜红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真没觉得好在哪里。

     所以我相信纯粹人道主义者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诗人。

     在没搞清人道主义为何物时，我就像很多人一样卷入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能反，因为在我们医院的门口，就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非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样？或许它是伪善的外表，以及立场原则的全面模糊。当时有句话叫作"对反革命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想这是我唯一得到的为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不可取的权威解释。

       文/革的时候很多伤员住在医院里，连走廊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各属不同的派别，但是我们那所医院至少是中立的，它将这些战场上打红了眼的人收纳在同一个安静的空间里。我那年只有八岁，看到了人道主义的神奇，不管它是否有“革命”的标签。

       后来接触了一些现代伦理学，发现它们不管采用何种描述，其相同的指向都是人道主义。作一个人道主义者在这个世界是很风光的，从圣雄.甘地到罗曼罗兰到修女特蕾莎。它是如此具有光环，以至于除了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谁好意思去反思和批判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之上的一面旗帜。无论生活被搞得有多糟糕，我们的内心都为人道主义留着一个扶手，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至此意识到人道主义不应该成为政治信仰，它是对生命的尊重的最具体的落实。海德格尔视它为虚无主义，认为只有超越它才能找到拯救人类的力量，这是他一辈子也无法完成的命题。

       中国的文学也有过短暂的人道主义时代，曹禺的戏剧在我看来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巅峰之作，当然仅指他民国时的作品而不包括《王昭君》这样的货色。汪曾祺则是49年之后硕果仅存的人道主义大师，他也非常乐意以此自居。他的素淡笔墨刻画出的大悲悯功力，决定了他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自他之后便没有第二个人了。别和我说莫言，他驾驭苦难的方式总让我想到”嗜痂癖“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