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适合用来抒情,而且不像单纯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不着地儿。我读狄更斯的作品时,觉得琐碎的细节里处处都是诗人的情怀,特别是他的《大卫.科波菲尔》,那是最适合朗读的名著,用温暖的语气讲述一个铁石心肠的社会,人性在每一个字里闪闪发光。设想贵州毕节的那四个自杀的留守儿童,要是有人给他们读这本书,哪怕只是读了开头一两章,会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狄更斯的诗实在很一般,包括那首时下突然窜红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真没觉得好在哪里。
所以我相信纯粹人道主义者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诗人。
在没搞清人道主义为何物时,我就像很多人一样卷入了人道主义的批判。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不能反,因为在我们医院的门口,就有“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非革命的人道主义什么样?或许它是伪善的外表,以及立场原则的全面模糊。当时有句话叫作"对反革命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想这是我唯一得到的为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不可取的权威解释。
文/革的时候很多伤员住在医院里,连走廊上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各属不同的派别,但是我们那所医院至少是中立的,它将这些战场上打红了眼的人收纳在同一个安静的空间里。我那年只有八岁,看到了人道主义的神奇,不管它是否有“革命”的标签。
后来接触了一些现代伦理学,发现它们不管采用何种描述,其相同的指向都是人道主义。作一个人道主义者在这个世界是很风光的,从圣雄.甘地到罗曼罗兰到修女特蕾莎。它是如此具有光环,以至于除了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谁好意思去反思和批判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之上的一面旗帜。无论生活被搞得有多糟糕,我们的内心都为人道主义留着一个扶手,那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至此意识到人道主义不应该成为政治信仰,它是对生命的尊重的最具体的落实。海德格尔视它为虚无主义,认为只有超越它才能找到拯救人类的力量,这是他一辈子也无法完成的命题。
中国的文学也有过短暂的人道主义时代,曹禺的戏剧在我看来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巅峰之作,当然仅指他民国时的作品而不包括《王昭君》这样的货色。汪曾祺则是49年之后硕果仅存的人道主义大师,他也非常乐意以此自居。他的素淡笔墨刻画出的大悲悯功力,决定了他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自他之后便没有第二个人了。别和我说莫言,他驾驭苦难的方式总让我想到”嗜痂癖“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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