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离开那小楼，来到安贞大厦。这个新居所是我自己找到的。记得选择那里仅半天时间：楼顶的复式公寓，窗外是楼顶阳台，楼上楼下，令我想起上海的老房子。那天下午我是一见就喜欢上了那环境，马上通知编辑部中层以上干部下午4点都到这里集合，大家聚到这里，都像找到了家，亲切得不行。于是向三联书店潘总、董总汇报后，就同意了，居然在还没弄明白是怎样的价格时，就签了租房合同，一切就这么简单。

　　这两处办公楼哺育了《三联生活周刊》，它使我们难以忘怀，是因为它像我们的家，我们可以在那里舒展自己，可以趿拉着拖鞋，喝点啤酒；记者们晚上也愿意在办公室写稿，吃点夜宵，在紧张中充满欢乐。说实在的，我觉得公司最可怕的就是隔断式像罐装的办公室，它与机械化养鸡场没什么二致，是以牺牲员工的工作空间与工作环境来降低人力成本。我以为，降低人力成本的方式，是抵消人力资源的效益，从长远看，成本与效率比不会是良性。

　　我这辈子是没有能力为周刊争取到像美国大刊那种迷人的工作环境了：沿着郊区公路走到密林深处，办公室就在鸟语花香包围之中。但尽自己可能的能力，为大家安置一个相对可以温馨与可以温暖的家，如果不以硬件为决定性因素，氛围就是关键。三联书店当年吸引我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单位，而是一个飘溢着书香与咖啡香气的文化人可随意聚会，可轻松地彼此胡说八道的地方。我难以忘记的是，八十年代在朝内大街166号，《读书》杂志蜗居在人民出版社内，一到走廊就能闻到浓重的咖啡香气，沈先生的办公室里不仅有煮好的咖啡，还有各种吃食，喝着咖啡就把工作做了。

　　我的理念中，办公室就应该是这样的家，只有有了家的感觉，才能吸引大家到办公室，才能有碰撞，有有益与无益的交流，也才真正有效率。温暖与温馨的家，应是提供大家聚会的地方，把同事、作者、读者吸引过来，同事、作者、读者再将自己的朋友吸引过来，越来越津津乐道的相聚，就能创造凝聚力、创造力与生产力。公司化的办公在我看来只会在繁琐的程序产生无谓的紧张与忙碌，养鸡场里的鸡会生规则的蛋，能有创造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