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密云县的一对3岁双胞胎兄弟，这几天被北京人街谈巷议。两位小兄弟不幸得了白血病，一家人受困于巨额医药费。但他俩又有幸被京城一家电视媒体发现，一周来号召广大市民助其渡过难关。一呼百应，捐款者络绎不绝，不多日便超过50万元，已足够小哥俩治病所需。一时间，京城上下爱心潮涌，小哥俩的人生命运也迅即逆转。
在这早春的融融暖意里，有两个问号，值得破解。
一是富人群体在这次献爱心活动中的暂时缺失。可以改变两个孩子命运的50万元，由上千市民捐助，对每一个类似的患儿家庭来说，这都是天文数字。于是有人提出，怎么这次尚未见到有一掷数十万金者出场，来使双胞胎一家的困局迎刃而解？那些富人去哪了？
期待富裕阶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问号背后的潜台词。其实，所谓社会责任，于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企业，都是要有的。社会发展的成熟度，促使我们从关注这种责任的有与无，前进到关注这种责任的多与少是否适当，以及它如何得以从容地施展。这当中，有两个关键环节不容错失：一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宽松的舆论氛围，使每一个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能够自主地、从容地选择发挥其责任的适当方式。尤其要避免“吃大户”的心态，否则一来二去，多富的人都能给吃穷了、吃怕了，进而使人人惧富，社会将因此失去前进的动力。二是要有一套引导和促进相对富裕者体现其适度社会责任的有效机制，宜“助富济贫”，忌“令富济贫”，戒“逼富济贫”。在拯救密云双胞胎的爱心潮中，大家更是要有一种“三万五万不嫌多、一百二百不嫌少”的宽容态度，没必要对某一类人群在这一具体事件中的缺失夸大其辞，人为地营造出某些不甚健康的对比来。
幸运的密云双胞胎，算是初解困局了。所有关注这件事的北京人，都在衷心地祝他俩早日康复，茁壮成长。但是，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与密云双胞胎同病相怜的孩子呢？——2万人，这是我国每年新增白血病患儿的数字。在这个治愈率高达70%的病症前，过半数的患儿及其家长，却因囊中不济，最终望而却步，放弃了治疗。
其实，像密云双胞胎刚刚经历的这种全社会捐款相助的事情，多年来并不鲜见。京城里最著名的一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得了某种怪病的山东女孩杨晓霞，经媒体呼吁、市民响应，得到80 多万元的捐款，不仅治好了病，还用余下的善款救济了其他的病友，杨晓霞本人如今也已上了大学，整个事情可谓善始善终。
冷静地看，这种献爱心的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里扶危济困的有效方式之一。中国社会并不缺少爱心，却一度缺少对爱心的组织，缺少高效率的、并能持之以恒的组织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众多献爱心者可以蜂拥去响应电视台的号召，却很少有人自己走进医院的病房，很随机地给这个塞三百、给那个送五百。人们体现自我社会责任的爱心支出，不仅需要量力而行，还潜意识地要求达到较佳的支出效果。把一个五百元随意地塞给某个白血病患者，如杯水车薪。但靠某种组织方式，把很多个五百元聚集在一起，就可以把一个患者彻底从病痛中解救出来。完成这种组织工作的，既有电视台这样的临时班底，也有某些基金会这样的常设机构，更有一些制度性的医疗卫生互助方式正不断应运而生。
还记得12年前笔者在清华大学工作时，就参与制订并组织实施了一个名为“清华大学教职工互助基金”的项目。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那个时代，这还是具有探索意义的创新举动，在全国高校内首开先河。当时的清华校长王大中院士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专家。在清华园工字厅的办公室里，王大中曾对笔者说，“一次核聚变，先要徐缓地聚集力量，才能在关键时刻变出超常的能量。”他没有说错。这个基金建立后，清华上万名教师每人每年不过交入百元，基金便岁入上百万元，当年就彻底解决了清华两位重病教师的后顾之忧。
十多年过去了，王校长核聚变理论在医疗互助上的尝试，与今天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创新成果相比，可能已显得很稚嫩，不值一提了。但其中的道理和规律，并没有改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几年来陆续用一百多万元资助过十几个白血病患儿。北京市建立过儿童医疗互助基金，以50元年金，可享最高8万元的资助。在按同理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各种发挥互助、保障等责任的机制，虽单独地看都覆盖面有限、支付能力有限，但针针相连，相辅相成，正在逐步编织起一张有益的网。
当年笔者在清华亲历的，可能是这编织进程中较早的一针吧。这几天京城电视媒体的努力，虽无法经常复制，但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针。爱心之舟，乃文明之器。它不仅需要我们为任何社会里都难免出现的少数遇危者、受困者动情，还需要我们逐步地让那张网变得丰满与厚实，让网间的遗漏逐渐减少。由此，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社会多数，才能驾爱心之舟，行进在美好、安全的人生旅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