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现的修辞

——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陈家桥   

苏姗·桑塔格的离世，是美国文化批评领域的一次损失。她与西蒙·波娃、汉娜·阿伦特并列为二十世纪三位杰出的女性思想家。不过苏姗·桑塔格关注的领域以及批评的力量却不仅仅是女性的，甚至可以说就不是女性的，这一点与写出《第二性》的西蒙·波娃则完全不同。苏姗桑塔格在六十年代出版了她的《反对阐释》。这一时期的桑塔格已经写作小说，但意料之外的却是她的《反对阐释》，反而在六十年代的文化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使其经典论文《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对坎普的札忆》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论。

我阅读《疾病的隐喻》并非出自对于苏姗·桑塔格批评理论的兴趣，在之前对于她并不系统的阅读印象中，我始终是被她那清新雅致的文风所吸引，或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风的形成不仅是字面上的，更多的与他（她）个人的气质有关。苏姗·桑塔格对于近年美国出兵伊格克，站在鲜明的反战立场上，使其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对于东方来说，她和萨义德一样，都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我在《疾病的隐喻》的外围已经讲了不少，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桑塔格最重要的方式，或许正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并接受那一种行文中所透露的她那特别隽永的关怀，不仅是人文的，人道的，同时是一种重要的风格化的东西。

在《疾病的隐喻》中，其实差不多最好地诠释了她的这一种风格，这种疾病般的报告，其实正如它命名中所直接提示的那样，是一种隐喻，好了，我不再绕弯子了，桑塔格用的是一种修辞，这种修辞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达到了近乎实体的程度，虽然写的是疾病，但讲到的却是疾病以及它的形象或者是它的社会性的象征。这种对于疾病的社会学修辞，因为有她特别的经历和个人关注在其中，从而获得了一种难得的修辞效果。

《疾病的隐喻》的第一篇发表于一九七八年的《作为隐喻的疾病》，其中对于肺结核的多种意象的书写，包括对于雪莱、济慈形象的回塑以及对《魔山》人物的再释，对那个已经攻克的疾病曾经对它那个时代美学特征的塑造所引发的社会想像力作了极为充分的回溯，可以说对肺结核的修辞的深入和不断修正，可靠地在审美层面上恰当地理解了疾病的本体性。而关于癌症以及相关的军事隐喻，比如“侵入”“击败”“溃散”等，因为过多地牵涉了新近的世界事件从而失去了不少美学的指涉，而这恰好也象征了二十世纪审美的衰落以及思想的裂变和无所适从。

苏姗·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的第二部分，《艾滋病的隐喻》因为指涉了许多社会和制度层面的现实性，从而也就偏离了她惯有的修辞态度，在风格上丧失了修辞的美感，也不够一致。但我想《作为隐喻的疾病》与她早期的《对坎普的札记》一样，苏姗桑塔格其实告诉我们的正是她对于那些批评话语的新的修辞性的发现，对那种文化批评的某种暧味性的明示和呈显，对于观念，她无从创建，正如她反对阐释的那样，她反对的是单一的绝对的阐释，也许她寻求的是多义，不过，她最终给出的依然是一种限定性的修辞，一种只有她自己才拥有的桑塔格式的批评话语。

在《艾滋病的隐喻》中，苏姗·桑塔格其实已经过多地考虑了这种疾病的社会学分析，在之前关于结核病和癌症患者的隐喻上，她所经常使用的形象在此已经更多的被社会政策干预所替代。从某种程度上讲，艾滋病的隐喻其实正是肺结核的隐喻的一次退化，是隐喻本身的退化，是修辞的弱化和退出，但却仍在借用修辞的手段以达到那种社会沟通和政策失败的分析。苏姗·桑塔格对艾滋病的隐喻性的保留，与其说是对一个古典世界的怀念和保留，不如说是对疾病与精神之间关连性的判断的一种留恋，因为肺结核可以联系到雪莱和济慈，可以联系到茶花女，梅毒可以联系到波德莱尔，而艾滋病却被不幸地团体化，性传播化，从而在复制拷贝的意义上被更多地沉陷进对于大众群体的认知中。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苏姗·桑塔格因为其强烈的批评意识而更多地引人关注，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的《艾滋病的隐喻》已经很难恢复《作为隐喻的疾病》中，那种所达到的对于疾病的修辞方面的阐释，它更多在意义层面上，更多地考虑了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对美国和世界公共政策的质疑。其实这里的批评话语已经转到了社会学领域，而批评本身的修辞性已经弱化。因此《艾滋病的隐喻》其实也正是对于疾病的隐喻的一次相反的解放，是对疾病的修辞学的丧失，当然正因为艾滋病传播方式以及它新近性的特质，从而也使得它的本体性更多的必须依赖于一些硬性的政策读解和公众的认知，它无法再那么自如地获取那些具有明显形象意味的代言。它被彻底地公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