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1975]137号文件批转《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被列入规划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接出版,车洪才主持编纂。后来,张敏加盟,编者筚路蓝缕,不离不弃。岁末年初,四十年前下达的“国家任务”终告完成。

 

跨越四十年的“承诺大接力”

 

 □　大众日报记者　逄春阶　卢昱

 

 （主编与编辑在仔细打磨）

　　  2月9日下午,北京商务印书馆三楼会议室嘉宾云集,兴致勃勃地出席《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出版座谈会,著名辞书专家、出版家、阿富汗驻华使馆大使等对《词典》问世交口称赞。座谈会后,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词典》主编车洪才、张敏、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2月10日上午,《词典》编辑团队又向记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序幕

　　2012年4月的一个清晨,76岁的车洪才从中国传媒大学出发,坐公交车,两次换乘,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务印书馆灰色大楼前,驻足良久,感慨万端。

　　36年前,他是来领任务；现在,是来交差。他在嘀咕,朗朗晴空楼依旧,“商务”还能认出我这个白发翁吗?

                    第一幕:接头

　　张文英,中等个,短发,干练,说话爱笑。她1993年到商务印书馆,资深辞书编审,接待车洪才教授时,她是外语编辑室主任。“车老师是一个很认真很和蔼的老头儿。我们说话都很随意。他来时提着一个包,里面装着样稿和说明文。他把说明文字留下了,说有本词典想出版——普什图语。像这样小语种的非通用语辞书,不管有没有辞书规划的,对我们来说,都值得去考察,去论证。”

　　一开始,张文英等编辑并没有特别关注车洪才先前是否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但车洪才很强调这个,他说:“这本词典,是1975年全国辞书出版会议上就列入规划的,由商务印书馆承办。1978年我接到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朱谱萱先生的辅导,还曾来‘商务’跟孙敦汉编辑沟通过。”

　　听到朱谱萱、孙敦汉两位编辑的名字,张文英觉得特别亲切,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项“国家任务”却一直没人接头。

　　第一次见面,张文英稍微看了一下样稿。“我跟车老师说,我先接下来,但还需要馆里开会定,您就回去等消息吧。”

　　“他手里没有当年那份红头文件,是我们自己从档案室里查出来的。那个文件,个人是不给的,连我们这里都是复印件。我们的秘书在整理一些旧档案,拿了一份,正好有。”张文英说,“假若没有这个档案,我们就不去谈这个线索,而是谈新的合作。报选题的时候,也跟领导汇报了,一核实,馆里确实有这样的项目。既然有档案,我们就得兑现我们的承诺。”

　　普什图语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冷门,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学普什图语的中国人不足百名。

　　在商务印书馆每月一次的选题会上,总经理于殿利非常重视出版普什图语词典的选题,他说,从中国的外交关系角度考虑,具有战略意义。“于总当时还问,稿费怎么办,大概多少,要给最高标准。我回答说,按照我们的标准,这类比较稀缺的辞书,标准是千字80元。”张文英说。

　　车老师说:“我们的词典,价值不能用稿费来衡量。我当时跟张敏老师通电话,说到稿费。他说,人家不问咱要钱,就不错了。”

　　【画外音】:40年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机构变动和人事更迭,但编写者矢志不渝,出版者信守诺言,他们之间当初没有商业合同,也没有按组织系统的督促和检查,依据的只有国务院文件,都是执行者。正是由于他们自觉地把党和国家的文件作为工作的依据,以实现“国家计划”为已任,勇于担当,才有今天的成果。

                   第二幕:编校

　　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初成立了由崔燕、张文英、孙驰、于立滨组成的美女编辑团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于立滨编辑,她一直在做汉语编辑工作,曾校对过《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每每有重大项目都请她,这次又特地请她出山。

　　现任外语编辑室主任的崔燕博士,跟张文英一样快言快语。她说:“成立一个四人编辑团队,是因为我们没有懂普什图语的编辑,这样的人才太少了。我们最初编辑加工的时候,就非常费劲。其实车老师的稿子,相比较而言,已经是比较成熟了。”

　　“辞书是一个很浩瀚的工程,对编写者的学识要求很高。所以有很多地方,老先生顾及不到,比如辞书体例、行文规范方面。我们刚开始编辑加工的时候,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体例,一个是辞书规范。”崔燕回忆道。

　　编辑在对文本加工之后,另外一只拦路虎出现了——排版。“排版非常非常困难。普什图语是从右往左写的,它借用阿拉伯语的字母,但比那还复杂,比波斯语还多了8个字母,一共40个字母。因为跟咱们汉语的书写习惯不一样,要把它们放在一块,非常困难。”张文英提起当时的愁苦。

　　为照顾普什图语从右往左的书写习惯,编辑们也相应地把中文顺序翻转。“两种语言如果对应不好,输入系统的文字就没有了。按车老师的话说,普什图语就‘飞’了。一旦没有了,再补进去就麻烦了。有的字母下面加小点,辅音都是在下面,如果行距不够,还会出现盖字的情况。光行距这一项,我们就调整了五回,是逐个逐行地去调。当时进度非常非常慢,排版制作人陈红彬一天最多排十页。我们采取流水作业,先排出来,然后给张老师、车老师各一份,我们自己留一份。”崔燕所述的“非常非常”,正是躬履艰难之体会。

　　【画外音】:我们说编辑们辛苦,但她们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车老师、张敏老师、宋强民老师他们辛苦,他们以10万多张卡片的积累,其苦可知,能参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辑,那是我们的幸运。

                       第三幕:送稿

　　10万张卡片的文字被挪到样稿之后,还要经过校对团队的把关,由刘威、杨雪、何染昕组成的责任校对“披挂上阵”。

　　“出来样之后,他们要先盲校,‘死校’,‘折校’,很刻板地一字一字地校一遍。张敏老师不会用电脑,他是手改的纸稿样,他看完后,把画花了的稿子给车老师,车老师确认后,再输到电脑里电子化。他把要改的地方,1、2、3标出来,放在excel表里,把错的和对的都放在那里,最后由校对再改一遍。”崔燕说,“我们把张、车老师的稿子合在一起,我们主要负责文字方面的,错别字啊,体例上的问题啊,释义的规范啊,等等。从2014年3月份开始,4月底编辑加工,五一以后第一次出校样,还是分批分段的。为了保证这些稿子能够顺利安全到达,我们都是自己亲自送,不用快递,怕丢失。”

　　年轻编辑孙驰,温文尔雅。她除负责看校样,还有,就是送稿子给张敏,“张老师非常大度,他住的地方离商务印书馆比较近,每次我们都约好在老地方——协和医院对面见,他每次都是提前在那儿等我,像地下党接头一样。有一次他脚摔伤了,也坚持过来。”

　　不仅在“接头”时敬业,每次到商务印书馆开会,张敏都是独自坐公交车提前赶到。“张老师是2008年加入到编写工作中的,他跟车老师是同学,50多年前他们在一块儿学习普什图语,一块儿当老师,一块儿编写词典。他曾是外交部驻阿富汗的临时代办,他对普什图语更了解。人很率真,我们合作很愉快。很多时候我们不愿让他来回跑,我们去取稿子,他都是说‘老地方见’。”孙驰说。

　　“老师们特别给力。工作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是分批把稿子往排版公司送。一次给他们300页的稿子,请他们半个月看完,但他们一星期就看完了,我们都担心他们身体受不了。”崔燕说。

　　“张老师身体不太好,跟看稿子劳累有一定关系。这大半年,我去给他送了30多趟稿,他一直处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可他说,我不累啊,听着收音机看。他还是社区合唱队的主力,有一次要交接稿子,他唱歌的时候把手机调成振动模式揣手里,怕听不到我给他的电话。”孙驰说。

　　崔燕负责给车老师送稿。她说:“我基本是下班时间去送。车老师说,你不用来,给我寄来就成。北京交通太没准了,我说大概下午四点半到车老师那,他四点一刻就下楼等着,可我从来没准时到过。车老师说,别的不怕,你不到,我担心你路上出什么事。拿我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一次崔燕出差前给车老师送稿,没赶上飞机。

　　【画外音】:两个精干的团队在接力,一起以流水式的校对进行了将近十校,默默地付出,一起完成国家任务。

                      第四幕:排版

　　我们问,有没有遇到疙瘩或难题?

　　崔燕说:“我们就是不停开会,在一起讨论。特别难的问题,好像很少遇见,主要是排版难度大。就是把电子版变成可印刷的文件。‘商务’的词典质量好,因为有一支非常给力的保障队伍,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是编辑之外的工作。有些事情听上去没什么,但做起来就难了。比如说普什图语词典中的‘参见’项很多,‘参见’出处的查找和验证很机械,也很乏味,但必须逐一检查。这样的专项检查做得越多,质量越有保障。”

　　编排既成,有待试印前的排版。排版难,不是一般的难。“排版可能会间接漏字母,删掉之后必须要补上。一次张敏老师碰上一个大词,排版变化比较多,要转行,涉及四五个转行,他拿尺子量,计算到毫米。”崔燕说。

　　“我们的校对不认识普什图语,但他们真的能看出错,就像看画一样,找出两者不同,阅读量非常大。编辑部和车老师、张老师同时校对,每次我们改完版之后,他们再对一遍。后期去排版,每次都是一整天。”孙驰说。

　　“我们的排版主力每次都是一个人,错误的地方要一个个盯改,这个非常累,一直要面对电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车老师和张老师兴致勃勃,他们体力超好,年轻的排版员都扛不住了,真是太费眼睛。”孙驰回忆道。

　　“车老师、张老师他们会有交流,讨论一些书写的东西。倒数第二次校对时,张老师把蓝本拿过去,他的普什图语俄语词典都翻烂了,还写满中文。查完蓝本,他就对应波斯语、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词典,看人家是怎么描述的。改完之后,老先生说,他们要拿回家,回去接着看。”崔燕说。

　　去年8月底,第二次校对,改错之后,数据没有储存,电脑直接崩盘,导致排版员没法区分新旧版本。“从322页到548页,整个乱了,我那时候在西直门地铁站里,车老师急了,打电话说出大事了,全乱了!这要重新做,要重新看一遍。”崔燕笑言,电脑崩盘,车老师差点崩溃了。

　　车老师一度累得视网膜脱落,他夫人去年9月份摔了一跤,他一方面要伺候夫人,一方面要改稿子,校对稿子、改版面,还要应付媒体。“等做完版之后,车老师、张老师高高兴兴地回家,他们悬着的心才算落地。‘盯改’的时候,他们申请不下五六次,还轮流申请,说他们一定要来,说他们来‘盯改’能节约时间,能解决大问题。”　　　张文英说,老一代知识分子,就是把事做到最好,其他都是次要的,跟他们配合做事,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们是幸运的。

　　【画外音】：各个环节都把“细节”当成“大节”,视质量为生命,有追求完美的自觉,才保证了词典的品相。　

                      第五幕:成书

　　“在装帧设计上,从馆领导到出版部都很给力,前后出了四稿。”崔燕介绍道,词典样书至少做了五本,颜色和装帧各有不同。　　　

　　“我们找的厂,非常棒,印刷厂还尝试了苏绣,打了好多样张,做了好多方案。书匣的函套里,放了防蹭的绒布,还放了推拉槽。有专家说,普什图语词典精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崔燕说。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亲自为词典写了字斟句酌的“出版说明”。

　　今年1月17日,车洪才要去阿富汗。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立下军令状,说10号要拿到样书。“我们找的南京的印刷厂,他们去年12月26号派专人来送来蓝书。我是下午两点多见到最后蓝样的,一直看到7点多。车老师、张老师和质检一起来看。我们细致到什么程度?书的义项序号,哪个圆圈上面有一点点毛糙,都要重新做。”

　　崔燕激动地说:“去年12月31号上午,我在书心上签上字。”崔燕拿过手机,给记者看,里面有她特意拍的签字照片。

　　今年1月14日下午,她们拿着新书去送给车老师。崔燕从手机上调出当时的照片和视频。她说,从未见车老师如此激动。

　　36年的心血,终于成型了。车老师的学生说:“车老师特别不容易,我们贡献太少,对不起你。我们很幸运,终于能用上这本词典了。”说着说着竟潸然泪下。

　　翻书时,车洪才专门戴了一副白手套,怕弄脏了书。车老师的夫人学平老师都哽咽了:“你们不知道累积十多万卡片那是什么感觉,成一本书是什么感觉。”

　　当地时间1月20日晚,阿富汗总统加尼在总统府举行仪式隆重庆祝中阿建交60周年。仪式开始前,加尼总统向车洪才颁发“萨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杰出贡献勋章,以表彰其编撰首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推动阿中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所作的突出贡献。

　　车洪才向加尼总统赠送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画外音】：好事多磨,好事难成；有任在肩,攻无不克。《词典》其实是一部承载担当精神的丰碑。

                           尾声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230余万言。在署名时,参与编写的宋强民先生已经去世,但车洪才特别要求说:“宋强民的名字,不带黑框行吗?我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活人,也要对得起死人。宋强民爱人韦力一直也关心着词典的进度,词典问世,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张文英说:“一般按照我们的出版规定,如果有参与编撰的作者故去了,出版的时候,名字一般都加黑框的。《汉语大字典》就有好多参与者的名字是加了黑框的。像吕叔湘先生就是。思量再三,还是尊重了车老师的意见。我们是破了例的。”

　　参与这次“承诺大接力”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老前辈,他们是:朱谱萱、孙敦汉、朱原、潘安荣等老先生。耐得寂寞,坐得住,“承诺大接力”不停步!

　　我们还采访了词典的主编之一张敏先生,他说:“55年前我们学习这个语言时,感到非常吃力。因为没有工具书。那时我们一直想有一本普什图语中文词典,我们每个人都弄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纸盒,里面装着一些纸片,以这种形式慢慢积累。经过几十年,我们终于把这个词典印出来了,我们的宿愿算是实现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媒体大多都突出报道的是车洪才先生。对此,张敏先生非常大度地说:“通过报道,车老师出了名,普什图语也跟着出了名,使得大家认识了普什图语,也进而认识了中国同阿富汗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传统文化关系。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情。”

担当文化不是空话

□　卢昱　逄春阶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是1975年国家确立的项目,1978年商务印书馆辗转找到了车洪才老师主持编写。后因工作调动原因,车老师不得不暂停编写工作,但他从没放弃这个任务,为了编写词典,还在古稀之年苦学苦练电脑,终于在2012年全部完稿。可以说,如果没有像车老师、张敏老师这样执着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纵有多大的愿望,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样的小语种人才在中国是奇缺的,没有人愿意腾出工夫来编词典。所以我们一定要向车老师、张敏老师,以及去世的另外一位编者宋强民先生,以及那么多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语种词典的编者和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来,出版了许许多多的小语种,最近这两年推出来的包括乌尔都语、波斯语、豪萨语和僧伽罗语,这是一般的国人闻所未闻的语言,这样一些很边缘的小语种为什么要出词典?赚不到钱,为什么还要出?“这源于我们对语言、对文化的一种热爱,对语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种担当。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的努力成就了自己,目前,我们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机构。1897年商务确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样一个使命,近几年来我们把这八个字转化为16个字的企业宗旨:‘服务教育、引领学术、担当文化、激动潮流’。这么多小语种工具书的出版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担当文化。”于殿利说。

车洪才说:“接受这个任务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编写词典,是商务印书馆的朱谱萱老先生,到国际广播电台(当时车老师在国际台)以座谈的形式仔仔细细地跟我讲词典怎么编、体例怎么搞,编写中应注意哪些事项等细枝末节。这算是编写词典的最初启蒙。”

没多久,车洪才带着编词典的任务回到了北京广播学院。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找了学生宋强民当助手。

广院5号楼,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桌上一字排开摊着5本相关词典。“我们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再手写汉语释义。”那个蓝本,是商务印书馆潘安荣老师辗转从东北一所高校搞到的。

记词条用的卡片很贵,又没有经费。宋强民母亲在街道工作,街道有个印刷厂,通过她把厂里的下脚料切成15乘10厘米的卡片,不要钱。“这东西,要专心细致,出一点错就要误人子弟。有时候,一天搞不出一个词。站在窗前,看着正在施工的12、13号楼,像搭积木似的,很快起来了。我们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几年不见成果。”车洪才说。

原计划10年完成,当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孙敦汉还打电话来询问过进度。“我们想着集中两三年时间把初稿弄出来。没想到,远远低估了编写难度。4年时间,我们做了10万张卡片,只完成了70%。”车洪才笑道。1982年,学校要他去搞生源调查,忙完一阵刚想坐下来,学校又派他去搞函授。

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各搞各的工作去了,没人再提起这本词典。

1992年4月,中阿关系正常化。国家需要既懂英文,又懂普什图语的人去搞外交,车洪才被派往阿富汗,数次经过生死考验。1993年7月,最后一个从阿富汗撤离。

“9·11事件”前后,阿富汗问题进入全球视野,普什图语人才奇缺。2000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这一专业的招生,聘请车洪才和张敏等为特聘教授。这一年,车洪才已64岁。送走最后一班学生,已是2008年下半年,车洪才终于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词典编写了。这时已经72岁。

担当文化不是空话。车洪才说:“商务印书馆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惜人力和工本打造出一本精美的非通用语词典,应该得到社会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