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岁的安安是昆明市一所知名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可刚入学两个月，便被沉重不堪的家庭作业给弄得哭起了鼻子。爸爸董先生心疼不已，可又不敢给学校老师提意见，无奈之下，只能在微博上吐槽：“孩子才一年级，做作业就要两个小时，今天更是达4个小时。书写要求规范几乎达到变态的程度。孩子的手今天都写出血了，你是要孩子拿诺贝尔写字奖吗？没时间和父母一起玩耍，没时间和小盆友一起开心。你要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反思吧，中国教育制度。”董先生的一席话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网友们把这称为“中国式作业”，并呼吁改进这种“作业方式”。可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提出了“素质教育”概念，要求把学生们从学业负担重解放出来；随后，“减负”在90年代明确提出。可时隔10多年之后，学生们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甚至已经向前延伸到幼儿园。前不久教育部发布幼儿发展指南，针对的就是幼儿园小学化的趋势。

在这期间，教育部门没有少发通知、文件，比如明确要求小学在下午几点之前必须放学；规定小学、初中的作业量，不得超过半小时、一小时之类。可是，收效甚微。经过多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游戏后，现在已很少有学校把减负的文件当回事，也很少有家长再“天真”地认为，政府部门出面治理学生负担沉重的问题，孩子们的减负有望了。去年，教育部曾征集“减负”的故事，引来网友一片冷嘲热讽。

我国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何难以减轻？根源在于两方面，一是虽然《义务教育法》已明确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但义务教育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幼升小”、“小升初”择校热高烧不断，幼儿园为让孩子进名牌小学，严重“小学化”；小学为了把学生送进重点初中，加大学习进度。家长们在这种大潮的裹挟中，也无可奈何地掏腰包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看着孩子哈欠连天地奔忙于各种培训班之间。

二是单一的升学评价体系。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高考改革，包括科目改革（诸如3+X，3+2）、“三位一体”录取改革（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自主招生改革、平行志愿录取改革等，可是这些改革均没有触及将高考学科成绩作为重要甚至唯一录取依据的实质，因此，中小学的教学完全围绕高考科目展开，甚至已演变为“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

其实，早在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就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到2011年，我国每年的高考升学率达到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6%，可是，高考的焦虑却越来越严重。除了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等级化趋势加剧，出现了985、211工程学校，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在不少地区，没有考进一本院校就不算上大学。

所以，治理“中国式作业”，切记头疼医疼，脚疼医脚。发文件规定学校的作业量这些招数已经被证明无效——一来很多学校不执行，二来即便执行，学校校内减负，马上就有校外增负——而应该针对问题的根源，进行有效的治理。这就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改革升学评价体系，以及打破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等级化，实现各类高等教育的平等发展，给学生创造多元的成才、发展空间。

所有这些，主要责任都在政府部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关键在政府部门增加教育投入，同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截断择校利益链；改革升学评价体系，关键在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将考试组织权交给社会机构，交招生权交给大学，将选择权交给学生，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高考改革精神，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招考制度；而推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关键也在政府部门取消一系列歧视性政策，转变政府管理、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

当然，这些改革，又会面对一个问题，即“国情”，近年来，每每谈到教育改革，都有相关部门出来说，我们有现实的国情，这不能改，哪不能改。也于是，改革遭遇“中国式困境”，这才演绎出更多的“中国式教育”——“中国式家教”、“中国式作业”、“中国式接送”……在笔者看来，所谓“国情”，只是有关部门不愿意放权、打破既得利益的借口。只有切实推进教育部门放权，中国式教育问题，才会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