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18日在接受一个电台的访问时证实，由香港政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重建的绵阳一所中学，已经遭到地方当局拆毁，以便腾出地方作为建造一个豪华式商住综合工程之用。香港政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南海网5月21日）

就在5月21日，有媒体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讨暨‘新教育、新农村’项目启动会”上，专家建议调整当前“撤点并校”政策。专家调研显示，撤校后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变远4.05公里，安全隐患增加；住宿生的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成为农村家庭的额外开支。而另一方面，被拆并后出现大规模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新京报5月21日）

将这两条消息放在一起，令人感慨。近年来，我国内地不时传出个人或机构捐建的希望学校时被变卖、闲置、废弃的消息。在这些事件中，很难听到捐建者或者机构的声音。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些学校时，没有多大压力。而一些中小学在建好不久之后就被闲置，或者由于地方政府改变城市规划，而被拆毁——2010年年初，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面临拆迁，这所使用不到两年的祥坂小学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短命的学校”——就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重视与学校相关的群体，包括教师、学生（及家长）、捐赠者、合作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所致。

所以，这两则消息背后，其实是同样的教育决策机制在发挥作用。客观而言，专家关于撤点并校的建言已经是“马后炮”，我国的小学在过去10年间已经被撤掉一半，达371470所，之所以撤点并校如此顺利，就是因为当地政府根本不听取老百姓意见，纵有当地居民以上学路途遥远、有交通安全问题、学生不适合住校等理由强烈反对，也在政府一声令下实行撤并。因此，如果这种教育决策机制不变，类似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而在发达国家，学校的规划、建设，并不由政府部门单方面进行决策，而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社区教育委员会进行决策，政府只是决策的执行者，这样进行的学校建设规划，由于充分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经历民主决策程序，因此规划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尊重受教育者的权益，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很难随意被调整。

要改变当前的教育决策问题，建立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既要政府转变工作思维——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到要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规范决策程序，重大教育政策出台前要公开讨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也需要有外部的推动，这就包括与教育直接相关群体和公众的积极参与。从这一角度看，香港政府作为捐赠方，要求进行调查，并追讨捐赠款，是对内地建立新的教育决策机制的推动。捐赠者对地方政府处置捐建校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要求退还捐款，是对捐赠学校负责的态度。一方面，从捐赠角度说，当初之所以捐赠，是地方政府做出过建设的承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处置捐赠学校，事先必须征求捐建者的意见，得到对方的许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就进行处置，是对捐赠者权益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