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旅居欧洲多年的学者，假期来访。谈起国内学术不端，他结合自己的学术打假经历，苦思无策。

这位学者告诉我，他在欧洲发现国内高校一起学术造假事件，于是出于基本的学术良心，向当事人所在学校反映，希望学校认真处理，可学校告诉他处理结果是，共同署名的著名学者，对造假“不知情”，没有任何责任，不必道歉。

向学校举报无效。他接着向教育主管部门的学风建设委员会举报，他从网上得知，国内教育主管部门在2006年就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其职责是拟定高校加强学风建设、惩处学术不端行为的基本准则与实施细则，并针对高校的学术失范、学术不端行为，提出研究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可是，举报信发出之后，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接着，他只有求助于媒体，把举报信辗转发到了媒体记者手中。媒体记者在询问爆料的学校、爆料涉及的人员之后，决定介入，然后曝光。曝光之后，学校“高度重视”，联系记者表态，教育主管部门随后也宣布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可就是这样，到现在，共同署名的那位学者，仍旧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惩处，其责任只是“疏于管理”。

这位学者说，如果他举报的对象不是名校、不是著名学者，媒体可能根本不感兴趣，到现在为止，这起学术不端都可能没有曝光，当事者没有得到任何惩处；而就是媒体曝光之后，由于利益保护，当事的著名学者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惩处。令他万分困惑的是，这么事实明确的学术不端，为何在国内打击起来这么艰难——教育主管部门、高校无不在公开场合，高调宣称严厉打击学术不端、纯净学术环境！以至于他周围的外国学者，认为内地学术无可救药，学者没有基本学术道德，一些杂志拒绝刊登国内学者的论文。

向学校举报无效、向教育主管部门举报石沉大海、向媒体爆料不是“猛料级别”（比如涉及名校、校长、院士、长江学者）已没有兴趣，接下来的学术不端治理，该走向何方？

共同探讨下来的答案，出路似乎只有两条：

一是“网友曝”。就是接连不断、锲而不舍地在网上发帖，直到引起媒体的关注，让媒体曝光，倒逼学校重视。这是目前有一定希望打假的途径。

二是组织民间学术打假机构。这位学者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打假平台，不但接受“网友曝”，更根据“网友曝”，通过机构所联系的各学科学者，对“网友曝”进行核实、查证，进而宣布爆料对象是否存在抄袭、造假事实；除此之外，每年从各学校发表的论文中，随机抽查100篇论文，按照国际标准，检查其中存在学术不端的几率，并公开发布；再就是根据每所学校处理学术不端的态度，进行学校学风排行，这种排行不是看学校有无学术不端，而是看学校治理学术不端的严肃态度。以上三方面结合，以编织一张让学术不端无可遁形的网，以此让国际学术界，看到中国学者治理学术不端的积极努力。

上述设想无疑有建设意义，可是，抛开运作的资金问题（也许可以获得某些基金会的长期支持），要在国内寻找愿意参与学术不端鉴定的各学科学者，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国内学术界，那种帮忙鉴定学术成果达到世界先进、国内领先的活，学者们都愿意做，以至形成了没有失败的成果鉴定这样的惯例；而参与鉴定学术不端，则是“躲也躲不及”，更不用说公开姓名了，敢于公开姓名参与学术不端的鉴定，将意味着在目前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学术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之中，自己不准备申请任何政府课题、不准备有任何报奖、评审的打算，“甘愿”被这一学术体制边缘化。最近发生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论文抄袭案，与这一事件相关的学者们纷纷拒绝接受采访，有一名副校长就直接对媒体说，对这种事情，我是躲也躲不及。

问题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如果国内学术界，能有一批学者，不受利益制约，坚持学术规则，学术不端当不至于发展到眼下这种程度，也不至于在发生之后，却不能严肃打击。可是，有多少学者，能摆脱利益机制的制约呢？

所以，治理学术不端，在建立学术共同体之外，其实无路可走。寄希望于在当前的学术利益机构之下，要求学者自律、要求学校认真对待学术不端、要求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把学术不断治理纳入对学校领导的政绩考核，其结果只能是学术利益下的博弈，而不是学术规则的坚守。而依靠民间的力量进行学术打假，很难攻破体制的围墙，只能偶尔铲除几株杂草，难以根本扭转学术风气，从目前高校屡屡抛出的“不知情论”、“无动机论”、“打击报复论”看，对于学术打假，高校已经有了“耐药性”。打破学术利益机制，摆脱行政权对学术权的干涉，确立学术管理地位，建立正常的学术市场竞争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这才是我国学术摆脱学术不端阴影的根本之道。中国高校和学术界，何时才能把这一建议听进去，并见诸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