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9月12报道，2007年8月，四川乐山某电力公司对43名贫困大学生进行每人3000元的扶贫助学捐赠时，要求被捐助大学生汇报平时学习成绩，每年至少提供一次在校学习、表现等有关情况的汇报材料。一年后，有14名没有一点消息反馈的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

这条新闻，几乎是去年另一条新闻的翻版——2006年8月，襄樊市总工会与该市女企业家协会组织19位女企业家与22名贫困大学生结对：这些企业家承诺4年内对每个学生每年资助1000元至3000元不等。市总工会还给受助学生及其家长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抽空给资助者写封信，报告一下学习生活情况。可惜，其中5位大学生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最后被取消受助资格。

对于去年这则消息，曾有不少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感恩意识淡薄，同时寄希望这种取消捐赠资格消息的传播，能加强对学生的感恩意识教育，但是，从今年这则消息看，取消受助资格，并没有起到教育作用——按“不感恩”的比例看，襄樊为23%，而四川乐山则达到32%。

我深为理解捐赠者对受捐赠的贫困生的关切之情，他们想了解自己的捐赠对象怎样用捐款，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可是，既然是帮助贫困生，既然是做慈善，捐赠者在捐赠时，可能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心理学专家的研究一再表明，家庭贫困，经济负担沉重，往往使孩子从幼年起就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贫困学生，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挫折感，从而导致自卑、抑郁、焦虑、孤僻、人际关系敏感、自我封闭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部分贫困学生因此成为经济、身心的“双困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性格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帮助这些贫困生健康成长，需要针对其心理特点。近年来，一些高校推出各种帮困措施，但是，一些帮困措施由于不考虑贫困生的心理，反过来造成对贫困生的伤害，比如，举行公开的贫困物质发放仪式，举行贫困生受助座谈会，拍摄贫困生专题片交流成长心得。在周围所有人骄傲地看到贫困生在自己的帮助下“自强自立”时，贫困生的心灵却受到一次又一次伤害，更加自卑、更加抑郁。有一些贫困生，宁愿自己吃不起饭，也不愿意表露出自己贫困生的身份。针对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检讨自己的育人理念，逐渐修正过去诸多不人文的帮困行为，让贫困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助。

社会捐赠者对贫困生的捐赠回报要求，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一封信，汇报一下成绩，是举手之劳，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在贫困生看来，可能就是很大的事，拿起笔向捐赠者诉说感激之情，会是一次十分复杂的心理交锋，对于那些在大学里不适应学校环境、没有取得较好成绩的贫困生来说，可能就更为艰难。试想，对于一名大学生，难道写一封信真的很难吗？而且这封信，就可以换来一年3000元的持续捐赠。如果他们很功利，会不以举手的一封信去换来捐赠吗？

我国素有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但在捐赠贫困大学生这件事上，表现却与国外恰恰相反。国外诸多捐赠大学贫困生者，甚至明确要求学校，不能把自己的姓名告诉受助贫困生，以免他们背上感恩的包袱，不利于他们像其他学生一样健康成长。有的捐赠者会向学校了解被捐学生情况，但却不和被捐学生见面。这种不求感恩的心态，培养出的学生个个都想着今后怎样为社会做贡献，像别人帮助他那样去帮助别人。这种感恩情怀的传递，是比一封感谢信，几句感谢话，更有价值的。谁能说，今天不能写一封感谢信的学生，事业有成之后，就不能记住别人的滴水之恩呢？

毫无疑问，在要求回报一事上，捐赠者只考虑了自己的感受，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捐赠，究竟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帮助贫困学生成长，那么，就应该站在贫困生的立场思考问题。你需要的不应是表面的感激，而应是这个学生健康的成长，而了解他的成长情况，途径有很多，大学学校辅导员、班主任，甚至还可以根据学校的意见共同商议对贫困生的进一步关心。需要补充的是，中止捐赠，可能给曾经受助的贫困学生，带来更大的心理伤害，不是让他们反思自己的“不感恩”，而是让他们感慨自身贫困的命运，以及整个社会的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