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六书造字法，是从汉代说起的。其中跟读音相关的，有“形声”、“转注”和“假借”。据说形声字占了汉字的80%，可见汉字的读音之难。转注是为了“互训”，北京话和粤语之间想交流，就需要转注，尤其是需要“音转”。假借呢，是指世上本无这个字，用一个同音字代替的多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字，而且大多借完不还，有点老赖的意思了。至于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之类，包括今天的繁简字，都是相同读音下的不同写法，为方便计，都叫错别字就行了。而所谓生僻字，也可以一言以蔽之，叫不会读的字。

天下苦读音久矣。手头在看一本《金石学》，对我而言，生僻字占了十分之九，“切口”处布满了我标注的拼音。加上记性不好，所以还要重复标注以加深记忆。像各种“吉金”的名称，我刻苦的方向，已经不是器物的用途，而是读音读音读音。为什么偏对读音有执念呢？此刻想，与字义方便理解相比，还是读音方便交流更重要一些。字都读不出来，又何谈读书呢。

然而标注越多，困扰也越多，感觉自己离小学的门槛仅差5米了。更佩服前辈人，能在错别字的海洋里，徜徉出一门汉字独有的音韵学。标注一个字，往往会出现多至三种读音，我需要根据字词组合和上下文，选择其中我以为最准确的一种。而这些多出来的读音，基本上都印证着这个字在错字和别字上的使用概率。古人“诚不我欺”，主观上是这样的，但客观上，古人给我挖的坑，一个接一个。

这个经验，虽然来得烦难，却接近真实。一个汉字和读音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的逻辑结果，而是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这个特点，汉字创立之初如此，此后数千年的使用期内，更加蔚为大观。你可以随便想象出这样的场景——身边既无度娘也无字典的古人，苦于提笔忘字的几率只会比今人高得多。忘了怎么办？这是印证文字存在价值的重要节点——交流本身的意义，比写对一个字，或者读对一个音，要大得多得多。人们绝不会因噎废食，因为忘字或不会读就中断交流。所以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按自己的理解，发明或假借一个字替补上。所以，绝大多数的“某同某”、“某读某”，都是这样的变通之功。它们也从另个角度证明，汉字虽难，但也因此诞生了一种自我修正能力，让自己在交流功能上，充分实现了自洽。汉字的历史有多久，所谓错别字的历史就有多久。重要的是，这并不丢人。

正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识文断字还是少数人的权力时，读写的差异化，借代的随意性，甚至提笔忘字本身，都是造成后人不会读的原因。这个时期，名人效应，和钦定效应，就发挥了约定俗成的功能。谁谁的一幅书法，谁谁谁的一通碑帖，都可以起到教科书的作用，错是不能够的，还让后人依例有据，变成典中典。而当识文断字的人越来越多，普及率直逼疫苗接种率时，大众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主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读错”的字越来越多，但人们并不脸红，反而将错就错，像我一样，为约定俗成辩护。没辙，这就是汉字读音发展至今的客观规律。

今天的所谓读音错误，就是在教育普及化之后，正在发生的约定俗成。所谓读错字，可以看成是对汉字读音发展规律的继承，与古人的读音确定法，正可谓一脉相传。包括读音的规范化，就像官方发布的《异读词审音表》，也在不断吸纳、包容、顺应，而不是排斥民间的约定俗成。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文字，包括读音，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的记录系统。它唯一真正的诉求，肯定不是何为对何为错，而只能是交流。或者说，只要是方便交流的，就是对的，不方便交流的，就是错的。所以，它不存在读音垄断，少数服从多数也是理所应当。当别人都读“错”就你读“对”时，这不是什么可资炫耀的绝活，而只是证明这个字的读音应该重新约定俗成一下下了，而已。

就像让方家捶胸顿足的荨麻疹一样，当多数人读成寻麻疹时，就意味着它已经完成了从钱麻疹到寻麻疹的读音转换。如果有一天，你说寻麻人家会意点头，说钱麻大伙儿一脸蒙蔽，就又意味着，连方家坚守的荨的最后一个钱音阵地，也必须交给寻了。

这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