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当初的“我背后就是中日边境线”文本，这几日趁着疫情，又诞生了“萌娃现场跳舞感谢防疫工作者”策划，统一使用的歌曲叫《听我说谢谢你》。前者已经被标注为高级黑，后者尚未盖棺，我暂且给它定性为涉嫌违反防疫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而这些用手机录制下来的“泪目”画面，正可以当作录制者扰乱防疫秩序和摧残少年儿童的呈堂证供。

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流量营销里，贩卖反智竟能独立为一门分类，并获得相当的成功？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流量数据是中性的。它不含褒贬，不分是非善恶美丑，它只是一个绝对数字。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无臧否的流量值，却可以以市场的标准，产生流量效应，聚集人气，直到变现。就是说，哪怕它的内容是招骂的，但只要你看过了，你就为它增加了流量，客观上你就为它的流量变现做了贡献。所以，所有的反智策划，都是刻意而为，从来没有失误和大意，假如之后有道歉，也只是新一波的捞取流量把戏。贩卖反智的营销关键，就是利用人们对反智的批判。

这一点，策划“萌娃现场跳舞感谢防疫工作者”的人，是非常清楚的。按俗语说，就是“为了流量，脸都不要了”。对于绝大多数“要脸”的人来说，“脸都不要”当然绝难理解，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人，的确以令人破防的方式存在着，刷新着。现在的问题，并不是释疑为何有人可以公然不要脸这个哥德巴赫猜想，而是如何才能断绝贩卖反智的流量变现。它尽可以继续不要脸，但不要脸的不义之财，一分钱都别想。

尽管各社交平台的管理压力已经超载，但作为流量财富最大的受惠者，它们的管理之责，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管理方和发布方的流量依存关系，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为贩卖反智提供营销渠道的嫌疑。这个利益关系既然很难摘干净，那就必须以特别的立意和切割强行摘干净。

显然，反智策划都具有鲜明的规模化特点，聚众明显，流程清晰，任务详实，检视难度不大。这给防微杜渐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具备可行性。另一个思考，就是尝试流量从绝对值到相对值的转化，建立一种更加透明也更加聪明的流量数据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为贩卖反智设置更多的障碍，和更高的代价。现有的删封机制，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智能”。

事实上，我反对平台管理的越俎代庖行为，因为它经常令平台方迷失自己的角色，在行政管理和商业契约之间飘忽不定。就像当初的共享单车乱象，平台方对客户的各种约束，更明显的效果是为自己卸责。所以社交平台的自我管理，并不是建立在行政管理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建立在技术管理的基础上。它不是以法律的面目出现，而应体现于技术能力上，谁能想象拼多多砍价有那么多复杂到崩溃的“算法”呢。既然能够设计一个庞大的折扣体系，对付区区几个反智小贼应该手拿把攥。

我能为平台方想到的终极杀器，就是诉诸法律。他们完全可以受害者的身份起诉贩卖反智者。这首先表明，平台是以受害人的名义与这种行为做彻底的切割。而民事诉求的结果，是不仅不让它们靠反智赚钱，还要让它们因反智赔钱，而且标的从高，一次反智，就一赔到底。

总括来说，阻绝反智流量，对于流量在手的平台方而言，始终占据着绝对优势。难的是，流量为媒，构建了平台和客户之间的共赢空间，流量同样是平台自己生存的唯一依赖。那么剩下的，就看决心了——平台有断腕的勇气吗？

这是在谴责贩卖反智的同时，需要对平台方另眼相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