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私了，都具备如下功能：一，信息封闭。三缄其口成为理所应当，所有的信息都以隐私的名义，变成最小范围下的内循环；二，既往不咎。以利益的补偿或收获，停止并异化初始的公理诉求；三，阻断公论。是非评判终止，小事化了，大事也化了。以此息事宁人，对责任方是最好的逃避方式。

与其说这些是私了的功能，不如说是私了的恶行。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私了作为一桩事件的关键节点，其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停”字，事件本身所具备的“公”的属性，以“私”的名义被粗暴地剥夺了。这种以“私”对“公”的伤害，是在法制名义上的社会全覆盖下，建立起一个真实的法外空间。这无疑是对法制社会的背叛。

以吉林幼童意外死亡案为例。事件发生后，涉事医院副院长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通过医调委双方进行调解”；二，“患儿家属到法院去起诉医院”。显然，方案一就是私了，方案二则是公了。其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方案一可以令事件瞬间降温，迅速终止，成为秘而不宣的隐私；方案二则意味着，事件将被持续关注，同时所有涉案信息，终将诉之于公堂，大白于天下。而决定对方案选择的，无非是钱的数字。质言之，方案一就是用钱，替换了方案二的是非公断。

“院方对于此事很重视，给予了相关医生护士最严格的处置，相应的处理也很合理、很公道，我们家属也认可了”。这是私了之后家属对记者的陈述。如果这是确凿的，那么我只能说，能让刚刚失去幼女的家属，竟能做出如此平静、中和甚至略带感恩的表达，只能说，钱给到位了。可见，以钱为媒的私了，甚至可以改变人性。

在所有的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及家属都是弱势方，原因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等。这个不对等，一方面体现在对诊疗过程中的信息获得，令一方面体现在对相关医学知识和法律法规信息的掌握上。对簿公堂的价值在于，弱势方正可以藉公的力量，弥补信息差距，让当事双方以对等平衡的关系，完成是非曲折之辩。而私了的一个“停”字，就是用钱的力量，继续维持不对等，让弱势者继续成为弱势者。

这一性质，无疑使医疗事故纠纷具有天然的公共属性。对弱势者和潜在的弱势者而言，它既是普及相关知识的特殊渠道，对医疗机构和从业者而言，又是监督、维护医护职业道德的有效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斜刺里杀出的私了，就像一个搅局者，把一个良善有加的医患互动机制，变成了一个封闭晦暗的灰色空间。对于探明究竟、明晰责权、避免覆辙，戕害是显见的。

我一直抱有一个愿望，构建法制社会，绝不仅仅是学法知法，更要身体力行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养成使用法律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让自己从骨子里变成一个“法律人”。只有支付足够的法律成本，才能真正降低更大的社会成本，法制社会也便水到渠成。

谢绝私了，就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