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说到底是教育的问题；未成年人犯罪高发，说到底是成人社会出了问题。

在此背景下看未成年人刑责年龄是否调整，就是个伪命题。然而民怨要平，民愤要申，伪命题就会政治化，超越法律边界，变成泛社会话题。这，又是伪命题变成难题的原因。

近闻立法者出声，说这个伪命题加难题的解决之道，打算“两条腿走路”，即“个别下调”，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法。

这个“两条腿”，当然还是在法律边界内的讨论，把伪命题的“伪”，洗脱了一半。铁律警察的做法，在于厘清责任和边界，我支持。

接下来，就是解决“难题”。难题之“难”，在于伦理——成人世界要惩罚自己的后代，是酷还是柔？这在生命界，本不是问题。只是到了人类，不仅成了问题，而且还越来越难。这有点匪夷所思，不表。

酷还是柔，选择依据肯定是看这一届成人的心情。目前看，大家心情都很糟，见不得熊孩子犯熊，所以一股脑儿支持酷。由此也可见，这一届成人的幸福感，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高，而是普遍流行着戾气。对自己的下一代如此，对上一代、对同龄人乃至对自己，他们就会和颜悦色吗？也不表。

现在说“个别下调”。这个词，目前看还没成为法律术语。既成的术语有一个，叫“恶意补足年龄”。这是舶来词，意指虽未达到刑罚年龄，但可视其有无恶意而论处之。如恶意坐实，则忽略年龄。像大连少年杀女孩案，酷还是柔，全看恶意之有无。

于司法实践，显然，“恶意补足年龄”是个好的操作。而反观“个别下调”，就模糊得很——什么叫“个别”？事实上的犯罪严重程度？还是民怨民意里的汹汹仇恨？还是司法以外力量的干预强度？这个甄别一出，就代表事情又出了圈儿，回归“伪命题”了。

“恶意补足年龄”，已经足够了，不用花心思再琢磨中国特色中国制造。把这个履行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难题之“难”，从法律意义上说，也便解决了。而等这一切尘埃落定，回过头再看教育和成人社会的问题，呜呼，这才是真正要命的难题，一个特大的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