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中国医科大学王振宁，抗疫归来，现拟提副校长。

看王的现职，有一串——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一临床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按这些“官衔”，喜提副校长，当在情理之中。

再看王的简历，七年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肿瘤学博士，公派瑞典隆德大学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胃肠癌诊治基础与临床研究；每年完成400余例胃肠癌手术，论文累计210篇，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领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24项……

这么多“人才”，与“官衔”相比，是对王的另一种描述方式。那么问题来了：当抗疫情归来，对他的奖掖，到底适用于什么方式？是学术性的？还是行政性的？或者换一种方式问：中国的医学，到底缺副院长？还是“人才”？

王的简历还显示，2002年和2004年，他曾两获“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我分析这有两层意思：一，这两次晋升，都是对其科研、教学、医疗工作的奖掖，性质属于学术性的的职称晋升；二，既然“破格”，就说明存在着一个学术晋升之“格”，那么这个“格”到底是什么？允许被“破”的“格”是不是一个好“格”？

带着这个问题，继续追踪王的简历——2015年，他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而2014年，他刚刚担任附属第一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这个也很好解读：当学术晋升之路遭遇到科室主任的天花板时，这条路貌似就走到了尽头。如果再求发展，只能改换行政晋升的路径。所以，作为“人才”的王，只能去做一个与科研、教学、医疗八竿子打不着的规划处处长。

而此后，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党委书记，包括拟任的副校长，让王距离科研、教学、医疗越来越远，作为“人才”的他，停摆在了行政岗位上。而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他尚能做到学术、业务和行政、管理两不误，那么所证明的，也并非王的升迁之路的合理性，而是学术行政化和行政学术化的进一步混淆、混乱——哪个，都不是纯粹的。

王副院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视为中国“人才”们的一种日常。而宁可放弃科室主任也要做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处长，则证明，相当一部分中国的“人才”们，已经被这样的晋升观和人生观左右。这是旁观一位王副院长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