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诋毁、污蔑中医药”的争议，以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误读”说而告一段落。不过在我看，即便最后“不排除修改或删除部分条文的可能”，这事背后透露出的麻烦，才现出冰山一角。

且不谈争议与误读。有律师指，“诋毁”和“污蔑”，不属于法律词汇。律师还说，“在立法权限上，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该条例的相关条款可以理解为一种提示性规定，意在提醒北京市的公安机关在面对诋毁、污蔑中医药的行为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执法”。

这就有点露怯了。尽管只是征求意见的“草案“，但毕竟是一项立法的草案，然而，居然，草案拿出来的，且引发极大争议的，却是”不属于法律词汇“的词汇。这于法律之严肃，于公众之关切，真有点儿闹着玩的意思了。

所以，我不得不因此怀疑此项立法的程序，是否正当和合理。

据我所知，相当一部分立法的出台，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提交人大审议。准确说，立法的起草程序，变成了一项行政工作。比如这个《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虽然属北京人大的权限，但起草者却是北京卫健委和中医管理局的政策法规部门。包括征求反馈意见，不是由人大发起，而是由卫健委牵头，属于卫健委网站下的“政民互动“环节。

北京的一项立法征求意见，怎么——居然，就变成了“政民互动”了呢？所以，从一开始，这事就师出无名，走上了岔路。

一个单位的政策法规部门，按我理解，其工作的主旨，是消化政策法律，制定本单位的相关规定规则，同时应对可能产生的法律事件或法律纠纷。说白了，怎么也不可能具有越俎代庖、起草制定法律的功能和权利。

所以，关于“诋毁”、“污蔑”非法律词汇的露大怯，罪不在卫健委和中医管理局政策法规部门的办公人员——尽管他们大多应该是学法的出身，而是立法程序走上岔路的结果。毕竟，立法不是他们的日常，冷不丁给了这么一个超限的大活儿，难免手生，露怯，不适应。

而由行业管理部分负责起草制定《北京市中医药条例》的另一大弊端，就是行业保护主义的滥觞，就是不许“诋毁”和“污蔑”的感性化字眼儿。这样的任性，是必然的，和显而易见的。

我一直相信，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保证立法质量的第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