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号，重庆有男子跳楼，砸中二女子，三人均亡。

事后，其中一女父亲表示，原谅该男子。祭奠时，亦为男子献上鲜花。

这是一个引我感动的结局，悲剧因此给人以温暖。

大约同时，北京杀医事件仍在发酵。而我总的感受，则是仇恨——极端仇恨的杀人者，极端仇恨的舆情，和极端仇恨下对生命的另一种漠然。

这并非两起同性质的悲剧，但公共情绪的选择，依然显示出规律性。而如果把视线延展到2019年诸多悲剧事件所引发的公共情绪，则选择的规律性就更显强大，强大到足以抹杀任何性质悲剧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仇恨已经变成条件反射，仇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同样的事实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作用于人和社会影响的优劣，人们心知肚明。所以，公众自动排斥积极情绪，再三再四集体无意识地选择消极情绪，这个荒诞，并不是生活经验和教育失措所能完全解释的。

而在解释清楚这个原因之前，我有个建议，就是让媒体担负起公共心理疏导的义务。起码，也要建立起这个意识。

担负这个义务的起始，当然是真实，和基于真实之上的真诚。诸多悲剧的加成，祸首不在悲剧本身，而来于对悲剧的删消或夸大，包括对悲剧的反转式跟踪。因为起码在我，对于被欺骗，具有天然的仇恨。

然后，就是关于悲剧的评价。

仇恨情绪发乎悲剧，却兴于评价，最终滥于观感。其中，媒体在选择评价的取向上，我认为，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媒体功能。既非法官又非观众，决定了媒体既不能越俎代庖又不能胡乱发泄，而必须在两者之间，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选取独属于自己的评价路径。比如，平复公共消极情绪，营造友善的公共舆论空间。很多时候，媒体评价与公共情绪呈相反走向，这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重庆悲剧的结局，就是媒体为什么不能忽略的原因。而北京悲剧的细节发掘，也是媒体为什么需要停手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媒体却反向而行，公共情绪则因此温暖不见，仇恨加剧。

2020年，我仅希望，原谅的故事，在中国多起来。大家的心情，柔软而不紧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