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不齿的，是国人围观杀人——脖子像被鸭子一样拎起。

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国人对杀人的赏鉴，当然也有了进步——不是围观国人被杀，而是进了电影院，欣赏国人杀外国人——就像战狼二。

然而你能确定他们出了电影院，就一定不再围观国人被杀吗？社会新闻告诉我，其实不是。倘若再有国人被外国人杀，或者国人自相残杀的可能，他们其实会跟一百年前一模一样的——鸭子的脖子，不会因为时间而缩短，因为那是它们的物种基因。

最好的杀人理由，一般都是报仇。就像吴京围脖里说的，他在电影里大开杀戒，就是要报1986年办签证时候的仇。而既然有了理由，当然也就可以像李逵用板斧的方法，无论黑人白人有辜无辜，尽管排头砍个痛快了。

这是吴京本人报30年前之仇的办法，而滥杀之后的票房飘红，则也证明，中国观众对报仇电影的雀跃，已经从在国内杀对头——顶多在租界里杀鬼子，更新至走出国门、跑去非洲、专杀老外的国际新视野。无疑，这是最能唤起快感的“虽远必诛”。

如果按梦想观的文艺论，欣赏一场杀人电影，等同于做一场杀人梦。有多少票房，等同于有多少人做着“同一个梦想”。从物种的角度看，欣赏杀人固然不可理喻，而必须为杀人点赞的诛心论，则尤其令人费解。如果配偶或领地是生物界相互残杀的理由，那么对同类相残的呐喊助威，实在不能证明人的文明。这独一份儿的基因，说来是非常可耻的。

战狼之前，对杀人的文艺化，仅从电影看，也并非没有反省。即将上映的《敦克尔克》，据说也是一个反例。可以说，对杀人情节和战争场景的醉心演绎，或者批判，已经成为衡量一部电影的文明标尺。当然，也可以说，对杀人情节和战争场景的陶醉激赏，或者批判，也应该成为衡量电影观众的文明标尺。

中国电影还停留在对杀人和战争的醉心演绎上，中国的观众——如果票房没有造假，也还停留在对杀人和战争的陶醉激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