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北京要修自行车高速路了。

目前看，这条六公里长的路，显然是拿来当试点的。试好了推广，试不好……单说。那么，无论好与不好，现在就需要拿出一个标准——怎么才叫试得好？怎么又叫没试好？我以为，这是个关键。

关于这条自行车高速的新闻，我发现，几乎都匹配了如下的标题——“破解汽车占道难题”。先说，破解汽车占道，本不应该成为修建自行车高速的目的——理由容后再说。但既然已经把它当作修路的目的之一，那么起码，这一条，就应该算作检验试点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

脑洞打开，先不妨以各自积累的生活经验来预测一下，这一条能不能实现？以我骑车的经验和驾车的经验综合预测，第一，汽车占道可以破解——本来就六公里长，再加上入口管理和探头监测，特别是骑车人的集体监督，不让汽车进入不是难事儿；但是，第二，汽车占道破解了，那么其他车辆呢？电动车三轮车超标车，以及各种五花八门违法上路的车辆呢？这个能不能破解？对此，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上述所有的非自行车，正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疯狂穿行。我难以想象，北京全方位的交通乱相，惟独在这区区六公里的道路上，却能展现出完全相反的一面。这是不合逻辑的。退一步说，即便这六公里真的完全实现了秩序，那么对于北京全方位的交通乱相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它的试点作用能够推广普及吗？还不用说推广，只想象把这六公里变成六十公里，解决占道的决心恐怕就要打鼓了吧。

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前边的“容后再说”——破解汽车占道难题，是不是应该作为修建自行车高速路的理由？

我首先想纠正一下表述上的错误——汽车占道是违反道交法的行为。没错，它是违法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事物管理难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随便借用或混淆。而对应的方法也再清楚不过——公共事物管理难题是需要破解的，但违法行为必须惩罚。这就是两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同。

但是，为什么有人很容易就把查处违法行为和解决管理难题混为一谈呢？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有人”，其中就包括了为数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是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某种意义上说，把查处违法行为和解决管理难题混为一谈，是为不作为寻找借口的一种惯性思维。因为管理既然是难题，就意味着在解决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在时间或者其他概念上，建立不能解决或暂缓解决的正当性。但查处违法行为则是刚性的、原则性的，不许拖延，不许推委，不许可有可无或无限延宕。简单说，查处违法行为比之解决管理难题，对行政者要求更高更严，也更累更苦。所以，为避免更累更苦，逃避更高更严，把查处违法行为偷换成解决管理难题，就具有了潜意识上的充足动力。

就像前说的第二条——电动车进入自行车高速怎么办？这就是一个长期对违法行为不作为而积累形成的“管理难题”。因为对电动车违法超标上路疏于查处，因为对电动车违法驾驶行为长期纵容，导致了电动车生产、购买和使用乱相横生，积重难返。可悲的是，面对不作为造成的如此管理难题，行政者只能幻想着靠类似种上几根桩子的绝招儿，结果把管理也拉进了泥潭。这样的全面消极态度，最终就是默认并接受了电动车违法行为。而对于建设法制社会来说，也等于告诉了所有人，这不是违法行为，或者违法没事儿。就像前两天热传的一段逆行视频——违法者可以比管教者更理直气壮地吼叫——“我就逆行了怎么着”。

这样的叫嚣，显然更像是对着行政者们发出的。而对于所有尚保守着作为恐惧症的人们，你们的手头已经被赋予了权力，你们必须给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