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刚刚审议通过的民法总则中关于见义勇为的条款，如果叫作“好人法“尚嫌笼统的话，那么公安部17号发布的《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则可视为真正的”好人法”了。就此征求意见稿，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虚的实的都有。

最虚的，当属法理层面的，或曰立法原则上的，我概括为：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请详述之：

原则上说，法律最大的功能，不在惩戒，而在保护。具体到见义勇为，好人法要保护的是谁？此一节，不得不说，我们的立法初衷，相当一部分原由，是被社会发生的个案，以及公共舆论中的歪论，牵着鼻子走了。而这些个案和歪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我认为，尚不具备立法意义上的依据。就像“老人扶不扶”的命题，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受此影响的个案发生率到底是多少？因此产生的人身安全事件，以及见义不为事件的数量比，到底是多少？该命题的荒唐性，到底是缘于统计数据？还是社会情绪？

如果纠缠在这个荒唐命题本身，那么就很容易混淆事实的正常逻辑。这个正常逻辑就是：“好人法”，只能是以保护需要救助者为唯一的目的。反过来说，“好人法”的立法初衷，绝不是为了保护见义勇为者。具体说，“好人法”要保护的是待扶的老人，而不是扶人者。

参见国外相关“好人法”的内容，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与这个征求意见稿大量的奖掖内容不同的是，国外“好人法”的具体内容，均为对见义不为者施以惩戒，或判刑或罚款，以达到保护需要救助者的目的。从立法救助他人的角度看，惩戒是告诉你不能不为，奖掖却告诉你可以不为。显然，前者是法制行为，而后者则是悬赏和购买行为。一个是法律的事，一个道德的事。

然后单看奖掖一节。

征求意见稿关于对见义勇为者的奖掖内容，除必须的成本负担和伤亡补助外，尚有大量的附加项目，包括：对符合低保条件的个人和家庭优先纳入低保范围，并予专项救助和临时就住；对就业困难者及直系亲属施以优先就业安排，优先办理经营证照，减免相关费用；用人单位不得以非法定事由辞退解雇见义勇为者；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子女给予就学、升学照顾；优先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农村危改房优先安排；等等。

以上种种附加优先项目，如果以保护需要救助者的立法初衷来衡量，我认为均已超出了“好人法”的界限。其立意，已经明显带有国家购买的倾向。若干附加项目本身，也对现有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了冲击，并直接威胁到了社会公平。

过度奖掖的另一大危害，就是将导致过度见义勇为。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与国外“好人法”规定的概念不同，本征求意见稿对见义勇为的定义，归为五类行为。其中头三类，均为同违法犯罪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以及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破获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第四类，才涉及抢险救灾和救人。就是说，从权重上看，见义勇为的主流，都带有极大的危险性，过度奖掖所易导致的过度见义勇为，将变相地提高见义勇为者的行为风险。考虑到“好人法”并未对见义勇为者的年龄做出说明，那么对青少年群体的潜在引导作用和风险几率都会倍增。

就此，若干年前，国家相关部门曾经有所警醒，并提出了见义智为的概念，特别是不鼓励青少年见义勇为，以期有效降低见义勇为的整体风险性。我认为，当时的政策，符合科学和法律的精神。此次“好人法”的过度奖掖，与见义智为的提法相比，不得不说是一次倒退。

我另认为，将见义勇为定义为以同违法犯罪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为主，这也是对的。处置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显然属于国家司法的责任，以鼓励的方式转嫁或让度给公民，是不妥当的。

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是一个综合概念。“好人法”要成为好法，就必须在立法原则上，破除因循的观念，排除杂音的干扰，回到真正的法律轨道上。如此，见义勇为也才能清本正源，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