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16年6月1日购于亚马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5年4月第1版，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版本众多，仅以我所见，就有中华书局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版、吉林人民出版社版、东方出版社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版、吉林出版集团版、里仁书局版等，且大多以丛书格式出版。说明：一，读书人民国情结重，有市场；二，无须付版税也。此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亦列于《民国首版学术经典》丛书，选择它的理由，是因为首版影印，原貌呈现。

该书成于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蓝本为作者1921年在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时的讲义。有丛书将此书纳入清华讲座系列，不免掠人之美。与清华有关者，实为另卷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或可另购之。

既非历史研究者，不过以闲书观览，增广见闻罢了。所以，读书的重点，一是当索引，书中所列书目，自《竹书纪年》以下，凡数十种史籍经典，已入我手机备忘录也；二是听故事，即前文所录“钜鹿古城”之毁灭，凡此等等，书中尚多，足供唏嘘揣摩。

而第三，捎带手的，就是检验作者写作的初心，是否找到了门径；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否初具模样。因为参照梁氏自序，虽多“纰缪舛误矛盾漏略”，却难掩“用此方法以创一新史”的雄心。但看完一过，结论是很遗憾，我没瞅见——搞历史的别骂我。

其实，作者开篇的立意很鲜明——中国的历史研究法急需向西方学习。读前三章，也确是借鉴了西方史学研究的观念，有所心得而发。然而自第四章始——“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则不免又回到了“考据癖”的老路上。中国历史研究法，仍然是“故纸堆”里的淘宝。

当然这不能怪梁启超。明清之前，自无史学。虽然没有，但文字记载的浩瀚，却成就了“史”之厚重。明清之季，文人实在无聊，于是发现了在“史”中翻检比照的乐趣，风气之下，“考据”、“训诂”，蔚为大观，“朴学”之道大兴。

然而这样的历史研究法，也并非中国文人的自觉意识，而只是个意外收获。按当时的文人发现，自己所赖以为生为乐的“掉书袋”，突然遭遇了瓶颈——当读A书时，总有B书C书乃至D书跟A书说得不一样。这当然并非个例，所以文人们便一举而对所有的“史”产生了怀疑。遗憾的是，他们的“疑古”几乎都被证实为对的，所以，一场运动来临了——其核心，就是用B书一直到Z书，来证明A书之误；或者用A书，来证明从B书一直到Z书全是错的；再或者各占一半势均力敌，不免再寻找出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书来。总之，“打假”，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不二法门。

这么看，梁任公当年是过于乐观了——在尚未有“信史”的前提下，又怎可侈谈史观之转变？所以，口号归口号，他接下来书写的，依然是“考据”的技艺。没办法，这是由中国历史特殊的局限性决定的，任谁也不能跨越它，去求无本之木。

也所以，“创一新史”的结果，我没瞅见就对了。如果瞅见，那肯定是梁任公在骗我。不过，他所未竟的事业，如今也过去一百年了，又如何呢？求教于社科院工作的同窗，告知历史所在搞“大历史观”。很好，越大越好，然则再大也要有个体量，有个结果，而我是只认结果的。仅从今人著述的书籍来看，“大”倒未见，却连“考据”的基本功，好象丢一干净。这，对梁任公来说，“创一新史”，应该也没法瞅见了，要不要再等100年呢——100年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