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说是《时代》周刊7月6号的文章，称，北京的“每名老师”都要为学生的肥胖防控担负起责任。

还得先说好，假如这条消息是假的——转译来的消息真假反转也是家常便饭了——那么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而不幸是真的话，那我可就说了——当然还是说了也白说。就这个意思。

文章还说，虽然要负责任，但并未说明可能干预的范围，和不服从时会受到何种惩罚。看到这儿，我其实是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了。

因为按解读中国政策的一般方法，凡政策之出台，总要留有执行上的余地。就像这个政策里的“并未说明可能干预的范围，和不服从时会受到何种惩罚”。尽管究竟是谁“不服从”、是谁“受惩罚”还语焉未详，但并不能影响对此一政策执行余地的初判。

留有执行上的余地，其实，就是没有操作性。只不过，在老师为学生肥胖负责这事儿上，这一条露怯露得比较明显而已。比如，我要是一中学老师，我起码在要“负责”之前申明，小胖同学的肥胖，是从小学的时候带过来的，要负责也要小学老师负责。而小学老师当然也有话要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胖同学的吨位是从幼儿园时就存在了。幼儿园老师难道就会认头吗——小胖同学在幼儿园我管得住，出了门儿我又如何“负责”。家长一听当然也不乐意了——要不是你们各种洋快餐勾引，我家小胖能这样吗？得，最后还得赖社会。

然而关于小胖同学的肥胖问题，又的确是需要赖社会的，绝非某一个老师或家长所能“负责”。所以，留有执行余地的端倪就自然出现了——首先是幼儿园老师和家长不须“负责”，这就等于给中小学老师的“负责”卸了担子，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把责任尽数推给并不需要“负责”的前者。而有了这个前提在，“可能干预的范围”还重要吗？“不服从时受到何种惩罚”还重要吗？沙子上盖房子，大约说的就是这个吧。也可以想见，北京的小胖同学们，依然会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这么看，没有操作性，就是杀死老师为学生肥胖这一政策的唯一凶手。而又因它露怯露得明显，所以它即便是真的，也不会真正实施起来。需要警惕的，倒是那些貌似不露怯的政令，它的没有操作性，只有在实施以后，甚至实施到末尾处，才会暴露出来。这是最害人的。如果举个例子，那就是北京有关汽车购买和使用若干年来所有的政策，包括正在酝酿的政策。这些政策，每一条都有着高大上的弘旨，但每一条又都戕害着北京的交通秩序和市民利益。而且每一条高大上的弘旨，又都跟上一条高大上的弘旨捉对厮杀。而其实，这些政策，又本该都可以通过没有操作性而一票否决的。但是，它们全部顺利通过实施，并且全部是在耗费了完全成本、酿成了恶性后果之后，才被新的无操作性政策取代，开始另一轮的霍霍。

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们终于发现，因为没有操作性，就连高大上本身，也是假招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也是最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