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节马上到了。我猜，大人们过节的兴致，恐怕照例要比孩子们大吧——不信到时你看微信。

自九十八年前，鲁迅嚷嚷“救救孩子”以来，中国的大人，倒的确是在始终救着。证据之一，就是与鲁迅同乡的浙江大学，发表了一篇文言文的120周年校庆公告。这自然与“救救孩子”来自中国首篇白话文小说的初衷有些相悖，但毕竟耗费了四位教授大人“不知道改了多少遍”的艰辛，并且加上了多达14处的注解。一篇“敬祈周知”的“特此公告”，当然值得如此大费周章，也因此，当有不懂的学生求翻译时，也就难怪教授大人以“古文怎么能翻译成白话文”而“果断拒绝”了——人家憋了多少天才憋出来的校庆公告啊，还是4个人，还集体朗诵。

然而，总之，学生被打脸了，白话文被打脸了，鲁迅被打脸了，“救救孩子”被打脸了。

自然，对六一节来说，浙大的学生，已经超龄了。但无疑，他们也是从孩子长起来的。甚至，共襄盛举的四位教授，恐怕也是从孩子长起来的吧——我敢保证，他们的年纪，一定不会超过98岁。这么看，在鲁迅眼里的孩子们，虽已经历几代，但与他想象里的模样，到底是不是一样。这个，也就只能由他地下有知了。

林浩——就是汶川地震时的小英雄，在地震八周年的时候，又被人们重新记起。这一回，他成了争议的对象。

虽然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也不再是需要过六一节的孩子了，但争议的内容，即“不务学业”，却正是他还是“孩子”时候的事儿。那个时候，按媒体的说法，是“不务学业”，但在坊间的议论里，还要罪加一等的——自我膨胀，借国难炒作……

当然，也有为他鸣不平的。中青报前段就发表了一篇评论，说他有“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地震时的“五分钟勇气”，并不代表要“无限期地延长”——“别说是一个孩子，即便是成年人，盛名之下，面对鲜花掌声，就能平静如水，不会飘飘然吗”？

拿成人说事儿，我认为是说到点儿上了。而来自成人对林浩的影响，我却认为还不止于“盛名之下”、“鲜花掌声”这样的轻飘。简单说，林浩的各种“不务学业”，他的出镜频率，他的自我膨胀，他的借国难炒作，哪一样又不是通过成人世界才能达成呢？即以我的见闻——有些是亲历，林浩的“变坏”，从来都是媒体同人们的功劳。而如果林浩的“变坏”是伪命题，那么包围着他的叔叔阿姨们，才是真的坏人——借国难炒作，我以为的确是可以称为坏人的。

那么，叔叔阿姨们的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恐怕是要追讨到爷爷奶奶们身上吧。追来追去，就到了鲁迅他们那辈儿了，甚至更早。那么，一位爷爷或奶奶的坏，又是从哪儿学来的呢？无论是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那其中的坏，总有其一定的出处。而这个出处，就是从鲁迅一直到林浩，我们所有人始终躲避不开的问题的根源。

社会根源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污染也仅仅是一句闹情绪的话。它们都容易让人习惯性地走进教育、家庭等等局部话题的死胡同。以至，今天的中国人，连做一次真正的自我批判的胆识和勇气都不具备了——鲁迅那会儿还是有的。

而这份胆识和勇气，我以为才是中国人人性启蒙的第一步。“救救孩子”之前，中国的大人们，先需要给自己壮胆儿，做出一次乃至多次的“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