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闻的标题是：“北京拟立法保护救护行为 防止好心助人反遭诬陷”。我缩略的这题目其实不顺嘴，远没有网友的简单直白加顺溜儿——“保护好心人”。

但，又看怎么说——

“保护好心人”，是古今中外都没异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就跟“母爱是伟大的”一样没得说，甚至比“母爱是伟大的”还没得说——不是有人还怀疑母爱其实不过是自私之一种吗？

但“立法治诬”，起码在我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它和“保护好心人”比较，我觉得，也更接近原标题的实质。而我，的确是对这个实质，存在质疑。

这个实质，就是“立法”。“治诬”没问题，“保护”没问题，但以立法的方式，来“治诬”和“保护”，就有问题——虽然它目前尚在“拟”的阶段吧。

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人，而不是惩罚人。这个道理，我一直秉持。所以，对立法“保护好心人”，我支持。但，怎么保护“好心人”呢？答案是，是通过对诬陷者的惩罚。这在法理上，也没问题。但是，荒诞也就因此出现了——中国的好心人的好心，非得指着专门立一条法律来壮胆，才敢释放出来。而在公众看来，又几乎是一边倒儿地认定，这，才叫公平公正。

如果历史地看，这当然可以视为历史真实性的一部分，而不必避讳，甚至乐观之；但，从情感上，我又实在难以认同，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据说文明了几千年的地方，到了今天，居然会进步到，用立法的方式，来告诉人们，你可以放心当好人了——这个最不是道理的道理。这是个多大的讽刺啊我靠。

而且，当一回好心人八成还得走复杂的法律程序呢，这好心得多累没意思。

但是，我始终不相信——直到现在依然不相信——一个彭宇案，对中国的道德架构，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摧毁力？如果是这样，那也只能说，中国的道德架构，在彭宇案出现之前，早已虫蚀蚁咬，名存实亡。人们仅仅是在给它的覆亡，找补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已。

做好心人，恐怕比“保护好心人”，还要颠扑不破，还要四海皆准、毫无疑义吧，但为什么就能发生“执行难”呢？为什么到了中国人手里，就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呢？甚至成为避之惟恐不及的人生艰难抉择？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法律能够回答的。而以此推断，倘若“立法治诬”哪天施行了，谁又能够肯定，中国的“好心人”就一定会多起来呢？

事实恐怕是，我们都在为自己不做好心人找辙。我们现在最需要逼问自己的是：我是不是那个想做好心人的人？

实话说，即便没有诬陷者，也总会出现其他妨碍你做好心人的原由。而见义勇为一说，虽然这“勇”字并非胆大的意思，但也多少意味着，做好事，是需要一些胆气的。历史上，这份胆气，就是决定“为”与“不为”的关键，就是区分英雄和俗夫的标志。而事实是，多数人选择了“不为”，见义勇为者，永远是那伟大的少数人。

所以，在这个事实背景下，我倒是希望，既然做好心人，是那么艰难的一件勾当，那么，就让真正的好心人，就让那些伟大的少数人，除了好心之外，再加上果敢和坚韧，义无返顾、大义凛然、九死一生、赴汤蹈海地去做吧——无论有没有法律的庇护，这个世界，总会有这样的英雄出现。而且，他们也无须立法保护这样的羁绊和矫饰，使把他们的伟大失了成色。

至于那些嚅嗫的看客，我们乖巧的绝大多数，也请你们退避三舍，无须饶舌，少些惊慌，做好你们的看客——因为就算有了立法，你们也永远不会变成那个好心人。

各自的朝圣路，彼此毫无交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