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数伏天，去年还叫“桑拿”，今年就改成了“烧烤”。

甭管是什么吧，本来，这个时候聊点儿“冷冻”的事，哪怕是望梅止渴呢，心里多少也舒坦点儿。可是，这事儿没聊好，借当事记者之一的话说，变成了“撕”——他的本意是不想“撕”，但看那长篇大论的反击文章，怎么都是不撕不舒服司机的意思。

“撕”就“撕”吧，您请便，您放心，我们只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虽然又有点儿热的感觉。

“撕”的焦点，是“僵尸肉”。这是又一个值得咬的文和嚼的字——冷冻三年的，和冷冻三十年的，哪个是“僵尸肉”呢？一个模糊的、非科学的字眼儿，本来可以为这场“撕”盖棺定论。但“撕”方的记者，却好话不会好说——一方面借着“尸”字做伦理文章，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其实大家吃的肉，都是“尸”。这就好比“桑拿”天和“烧烤”天，若非刻意的提醒，我还真没想过，“桑拿”是给活人预备的，而“烧烤”的对象，则肯定是“尸”。然儿我就要因此谴责，媒体简直没了人性吗？

“撕”亦有道。

然而这一“撕”，的确把公众的视线给转移掉了——我们原来关注的不是走私肉和过期肉吗？这两个真实存在的背景，原来我是不知道的。我的知道，也的确因为扎眼的“僵尸肉”。就是说，在我这样的消费者看来，“僵尸肉”的年限之争并不重要，我也不担心哪天倒霉就吃到三年或者三十年的冷冻肉。“僵尸肉”对我的唯一意义，就是提醒我，小心食品安全。当然，捎带手的，一不留神还参与了“撕”战。

“撕”战记者，对比新华社记者，始终占据着专业上的优势。这个优势，从一开始对“僵尸肉”的质疑上，就看出来了——那简直就是打蛇打七寸。在后来的反击文章里，他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从科学性和逻辑性，以及对官方态度的谙熟，将“僵尸肉”存在的可能性彻底瓦解了。

也是，当他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亮出“证实或证伪的依据”，否则就是“写小说或科幻”时，对方辩友基本上就死定了。

然而，这也正是我们常见的“捂嘴”的老套路。因为你不具备官方的权威性，不具备学者和从业者的专业性，甚至不具备专跑食品口儿记者的贴近性，你就丧失了说话的资格。

这是个问题。我们的说话，一般认为，是一种权利。但是，在权利之外，又有人为我们的说话，划下了一个资格的道道儿。很多情况下，这个资格的道道儿，真正抵触的，不是谎言和虚伪，而是我们说话的权利。

就像“僵尸肉”这事，官方的权威说法，我们没有听到，学者和从业者的专业说法，我们也没有听到，本来“撕”战的记者，可以通过他的笔，把权威说法和专业说法转告给我们。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告诉试图这样做的同行，你不具备说话的资格。

“我毫无避讳，在着手核实工作之时，我确实是看到了“僵尸肉”相关舆论可能严重影响冷冻食品行业，心有所动。”

掰扯半天，“撕”战记者最后的一句话，把自己给暴露了。虽然记者“知道我是干嘛的”，但显然，他知道得还不足够多。他起码还应该知道，记者，和媒体，没有为“冷冻食品行业”担心和服务的义务。如果他必须有所担心的话，他只能，而且是必须，为公众的食品安全担心。他起码还应该知道，任何一个行业受到“严重影响”，绝不会缘于媒体的报道。所有的“严重影响”，无一例外，都是行业本身出了问题。中国的冷冻食品行业，万一哪天危了，也肯定是冷冻食品行业的问题。如果非要拉上记者垫背，那我只能说，也只有为行业负责的记者们罪责难逃。

这，是一个基本立场的问题，是做记者的原则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跑食品口记者首要的专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