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说，云南大理的“丐帮大会”隆重召开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而且，作为我自己，还希望它是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

与此同时，北京的媒体发现了“乞丐村”。广为流传的标题是：“男子乞讨在京买两套房”。作为我自己，当然也能够分得清，什么叫“揭秘”，什么叫“广告”。只是不知，像这样的广告，传到大理的“丐帮大会”上，会有怎样的反响。

察大理的“丐帮大会”，当然也是个噱称。其本名，叫“花子会”，即地藏菩萨生日那天，当地有庙会，“花子”们也来“随喜”，排队行乞而已。

如此，北京和大理两处的丐帮新闻一对比，就能够看明白了。大理的“花子会”，是“乞”；而北京的“乞丐村”，是“骗”。“乞”的目标，是低水平的，大约相当于化缘僧“一钵”的标准；“骗”的目标，则要宏大许多——起码也是“两套房”吧，而且要在北京。目标的区别，也就成就了手段的区别——同样是利用人们的善良，“乞”是以善对善；“骗”则是以恶对善。

这么一对比，两处乞丐行为的性质，我以为就可以确定了——大理的，那叫谋生；北京的，则是犯罪。所以，我对“丐帮大会”继往开来的寄语，不是调侃，而是由衷的祝福。至于有人把犯罪分子尊为“职业乞丐”，把“骗”尊为“乞讨权”，我就只能呵呵了。

在今天的职业分类存在之前，古人也有过大略的归纳。虽然不够精细吧，但仅以“三教九流”之说看，“花子”却是名正言顺的一种职业——尽管它仅仅排在“下九流”的第八位。

这也是一个提示，即：只有当“花子”的行为达到相当程度的规范化，并且不能忤逆社会纲常时，它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群体性行为被接纳而存在。反观今天也一个意思——劳动部门貌似没有承认乞丐这门“职业”吧，更没听说过给乞丐评定职称一说，原因正是他们虽然存在，但他们作为职业的规范化是不存在的，相反，他们大多数还会像北京的“乞丐村”那样，以忤逆社会纲常的“骗”，把“乞讨”和犯罪划上了等号。小偷既然不是职业，强盗既然不是职业，乞丐当然也不是职业。

中国人的善良，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的善良比，我相信，并不见得就少。所缺乏的，只是他们释放自己善良的机会。如果你看汶川地震时的举国襄助，如果你看北京工体为告慰一个逝去球迷而整齐划一的指天遥祭，你就会与我抱有同样的自信。

但是，类似这样的机会，我们的确过于缺乏。红会的风波，对于公众善良的释放，是一劫；南京搀扶老人者的葫芦案，又是一劫……包括“花子”从谋生变成犯罪，每一劫的力道都算不上致命，但积少成多，善良的确就被怀疑慢慢替代，消逝到我们自己都难以发现。以至当真正激发善良的机会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却是怀疑。

然而我们的怀疑，经常也是无力的。频繁出现的“反转”剧情，让怀疑与生俱来的力量，经常消解于无形。我们刚刚捏起拳头，却发现对面是一团乱棉。这样的挫败感，逐渐与善良的消逝暗通款曲，我们的社会秩序因此销蚀。

这是我们看不见的敌人。面对这样的敌人，每个人都有上阵的义务——网上的助威也算上阵。就像北京地铁新出的两条新规——放导盲犬进来，让“职业乞丐”滚粗。前者是释放善良的好机会，后者是怀疑主义的最佳终结。幸运的是，主流民意对两者的评价，也正符合设计者的初衷，二者相辅相成。

但这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