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仍然相信，关于初中生拍照违章停车那事儿，它的轰动，并不在那个拍照的学生，而在拍摄那条视频的路人甲。

而那条视频轰动的理由，也是有奥妙的：首先，应该排除违章停车——违章停车千千万，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时时有你有我有全都有，即便都拍成视频，又有几条能够轰动呢？那么，轰动的理由，就是初中生了——这算是一种反差效应吧：一个孩子干了的事，却是中国绝大多数成人，不愿意，或者不敢去干的事；接着，就是另一个反差效应——这个初中生的对面，偏偏还是四个成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想不轰动都难。

所以，察这条视频的轰动，我认为，其真正的效应，不应是勾起大家的同情或者愤怒，而是成人的羞愧和自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条视频引起的轰动，是没有意义的。而结果也正告诉我，它的确没有意义。

下一个问题：拍照之后，怎么办？

无论是学生拍的照片，还是路人甲拍的视频，都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到网上，臭臭他；第二，就是举报。臭臭他，就是道德公审，它可以惩罚停车违章者，却也对他造成伤害，而这伤害，又是违法的行为。所以，我更主张举报——举报是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最恰当处置，而不须担负道德公审的风险。根本上说，它符合人群维护自我秩序的初衷，符合法的社会的规则。

广东区伯这几天很火。区伯也是拍照者，专拍公车私用。但拍完之后，他的选择有意思，是发微博。这看去很像要臭臭谁了，但其实不是。因为他拍照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车，而这车，又不是私车，而是公车。这个“拍照标准”，已经有效地过滤掉了伤害对方权利的风险。同时，区伯每发微博，同时会@相关监督执法部门，就是说，他选择了以微博的方式，进行举报。这样的举报，我认为更好，因为它可以将监督执法部门，也同时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防止其不作为。

但区伯只有一个。我们没有理由鼓励每个人都变成“职业”举报人，我们也必须看到区伯的监督给他自己带来的伤害和危险。不过，这些并不能成为我们袖手旁观的借口。不当区伯，也并不妨碍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举报方式。

举自己的例子吧。

北京沙尘暴那天，网易有条图片新闻，标题是：《北京遭遇沙尘暴袭击，再现沙逼北京》。这标题当然是错误的，而且2013年已有类似的前科。我就给12377打电话，那是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监督电话，而且打了两次。结果，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标题后来改成了《北京遭遇沙尘暴袭击》。我想，如果仅仅是网上吐槽，并不能改变网易的标题，致电网易，恐怕也不能改变它的标题。而向监管部门举报，我认为是最为恰当的方式。让我欣慰的是，当天打举报电话的，不止我一人。接线生说，有很多市民都在举报网易。

当然，以我的经验，举报而无结果的例子更多。那怎么办？我的选择是：接着举报，甚至，连监管部门也一块儿举报。因为我也明白，改变社会生活里的沉疴，不是一日之功；改变官僚作风，也不是一日之功。这是我和它们之间的一场小型战争，如果我不认栽，我就必须坚持战斗。如果有更多的举报者抱有同样的看法，那么，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一场中型战争，如果我们不认栽，我们就必须坚持战斗。积极地看，如果把我们的阵容进一步扩大，我们就会形成以多制寡的优势，把战争变成围歼——都围歼了，胜利还会远吗？

而这一切，只需要从一个举报电话开始，举手之劳，并不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