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知道姚贝娜是谁。1月15日晚，网上传播她的消息时，我才知道，她是一名歌手。

1月16日，姚贝娜病逝，《深圳晚报》发布了消息。同日，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网文出现，鞭挞媒体从业者的无良行为。对此，众多媒体人士起而反击。某报说：“作者是记者们肚子里的蛔虫，还是会读心术？凭什么就说他们如同秃鹫？”某专栏作家说：“不懂记者职业的，非得写点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话，发挥臆想，写写文章，胡诌一下这个职业。”某主持人说：“记者们不在病房外守侯，难道进ICU参与救治姚贝娜？”

1月17日，有人爆料：《深圳晚报》记者伪装成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拍摄。姚贝娜经纪人随后更新微博：“SZ晚报！我操你们祖宗十八代你们有没有做人的底线！你们干的那些龌龊事……”中青报评论员撰文：《娱乐不要脸，独家新闻成独家耻辱》。

1月18日凌晨，《深圳晚报》发布声明，就记者偷拍事件致歉。同日，某网发表综述，拷问“姚贝娜红颜劫为何成新闻伦理事件”。

姚贝娜病逝以来四天的网络舆论，大约就是这样。当然，这样的回合还不会停止，人们的愤怒还会持续。

但这愤怒需要排除一点，即：愤怒者们只会像我一样，以前并不知道姚贝娜是谁。不仅如此，这愤怒还证实另一点：他们心中只有“正义”，却没有善良。因为，如果是善良的人，他绝不会在一个年轻的生命刚刚逝去的当口，如此急于表达他的愤怒。证据是，我的一位发小儿，跟我聊天时，表达的仅是她的悲痛。她对姚贝娜的了解，比我多点有限，但她的感喟是：“只要比我年轻，都心痛。”这，就是善良，我发小儿，就是善良的人。相比之下，能把“红颜劫”变成“新闻伦理事件”的，肯定不仅仅是无良记者，还必须要有众多愤怒人士的共襄。对姚贝娜并无了解不是借口，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麻木，才是真正的原因。

很多时候，对于喜欢并习惯愤怒的人来说，“死者为大”仅仅是道德帝装B的武器。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想象，这句话里，其实并没有包含任何理性的逻辑推导，而只是想要表达生者感性的虔诚——如果你对死者是爱的，你会让他（她）得到安宁，而不会令他（她）陷于另一个世界对他（她）、或者因他（她）而起的臧否和争吵。这是大家想象的死者在这个世界里所享有的最后的权利。这无疑是善良的想象。

对于这种朴素的想象，愤怒者本完全可以体谅。至少，也可以让自己的愤怒来得别那么急迫，给死者、也给爱着他（她）的人们，留下一段彼此珍重的缓冲的时间。但是，愤怒者终于还是没有迈出善良的一步，选择了用自己愤怒的声浪，野蛮地淹没了死者和他人珍惜彼此的这个权利，把“红颜劫”变成了“新闻伦理事件”。要知道，这个权利，对于姚贝娜和爱她的人，是唯一的，不可挽回的。

周末同学小聚，聊到网络舆论的愤怒，和网络语言的怨毒。搞语言研究的同学提示，这暴露的是网络交流的局限性，它本想作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替代品，但它遇到了瓶颈，终于败下阵来。其他的同学则认为，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理——在屏幕的保护下，恶的人性被肆意放大。多数情况下，屏幕后的，只是一个小孩子，戴着眼镜，羞涩，爱脸红。

都有道理。同样在这场“红颜劫”中，还有一幕“新闻伦理事件”之外的插曲——姚贝娜疑似国安球迷。而这条消息的评论里，诸如“珍爱生命，远离国安”的诅咒，已经算是笔下留情的了。而每条毒评后面，都附庸着许多的“赞”。

可以肯定的是，发表评论的，大多都是年少的球迷——戴着眼镜，羞涩，爱脸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案例，我其实是很难用同学聚会上的说法去理解和认知他们的。实际上，我刚刚在某国外电商网站上，看到一群老外，针对一个数美元的商品，发表的数以百计的长篇大论的赞美之辞。我还想起来，每当大型足球赛事之后，中国网民的一大乐趣，就是笑着欣赏日本球迷论坛的网友发言。为什么会笑呢？因为那些发言，认真、和气、幽默。我一直不认同“文明”这个概念，因为我怀疑它背后隐藏着文化歧视。但是，当这样的个案累积起来，客观上形成某种对比时，除了“文明”，我又的确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就像姚贝娜的去世，最起码的，也应让人，从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联想到自己，联想到命运，充满感激，温暖彼此。但，怎么就变成了如此急迫的愤怒呢？